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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1948-1949 十三到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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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1948—1949 十三到十四岁)

1948年暑假后,十三岁的我进了北京第四中学初一上,那时我计划写一部《东北志》的书,并开始收集资料,从谢国桢的《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到张纶波的《东北的资源》、郑学稼的《东北的工业》,乃至于外人写的《日本在满洲特殊地位之研究》等等,都在我收集之列。——一个初一学生,有这种水平与气魄,洵属罕见。有这种程度的少年人,其骄傲自负,也洵属当然。不过我的骄傲自负,都在我心里,待人接物,我仍旧一片冲和。不但冲和,并且还常开人玩笑。有一次,我在班上恶作剧,搂住一位两眼含情脸蛋泛红的潘姓漂亮小男生大叫:“我爱潘金莲!”即属此类。

可惜搂“潘金莲”的好景不长,国民党在北方的局面江河日下,北京岌岌可危,爸爸这次学乖了,决定全家逃难。他计划分四批南下:第一批是爸爸自己,他先到上海打前站。他在东北时候,曾帮了一位台湾朋友翁镇的大忙,翁镇回到台湾,写信来劝为什么不直接去台湾呢?爸爸说他判断国民党虽战败,但剩余的力量,谅可维持和共产党“隔江(长江)而治”的局面,所以逃到上海,就差不多了。此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使爸爸感到不安,他对台湾不大放心。他不愿见国民党杀台湾人;他也怕台湾人报复,一阵乱杀,杀到他头上,所以,广义地说,我们一家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受害人,我们不直接来台湾而落脚上海,在上海耗尽了机会和财力,最后仓皇来台,是一件错误的转折。

爸爸是坐飞机到上海的,接着妈妈、大妹、小妹、弟弟、老吴(跟了我们一二十年的老佣人,一位无家可归的老太太)第二批,也坐飞机到上海;然后是三姊、四姊。我第三批,为了省点钱,转到天津,坐轮船到上海;大姊、二姊原排在第四批,因为大姊刚考上辅仁大学医学系,刚选上系花,正在高兴;二姊在贝满女中念高三,毕业在即,认为可晚一点再走。这一决定,主要是四姑父的缘故。四姑父叫丁锡庆,是陈纳德的飞虎队要员(陈香梅《往事知多少》书中有一段特别提到丁锡庆),他跟爸爸说,如果局势急转,他有办法找到机票,使大姊,二姊立刻南下,爸爸当然相信。不料,局势急转的速度,也就是国民党垮台的速度,大大出人意料:北京被围城、北京被解放,除了有枪在手的高级国特如前调查局局长张庆恩等人之外,谁也搭不上飞机了!

等到我再见大姊、二姊时候,已经是四十四年以后,我请她们来台湾一游,垂老重逢,恍然如昨。

1948年冬天,我和三姊、四姊,先由北京到天津,准备搭船去上海。我们在天津住在旅馆里等船,三个都是初中学生,由五叔陪我们。天津的街道很干净,这个城给我的印象是清凉的。在这城里,我记忆不出任何一张面孔。记忆中,我好像住入一个没有人烟的死城。不过那时候,局面很乱,说天津是死城也差不多。为补办一些事,必须回一次北京,我就只身搭火车回去。在廊坊附近,火车开得奇慢,铁路是刚刚抢修好的,旧有的铁路被共产党给扒了,铁路两边,到处是劫后疮痍,一片战乱的景象。

在天津,最后等到了一班船——锡麟轮。在码头上,已经是一片乱局。许多伤兵聚集在那里,五叔和一位伤兵谈战局,敬了伤兵一支烟,伤兵感谢得溢于言表。那是我唯一一次看到战乱下的苦难百姓。伤兵口中的国共之争是内战、是兄弟之战。其实,要说内战、说兄弟之战,可有比这更具体的。当时河北省东边有两个兄弟,哥哥被国民党军队接去当兵了,弟弟在共产党军队里当兵,结果竟在战场上相对开枪,互相把对方打死了。梁秋水老人当时写了《冀东兄弟行》,有“兄弹弟腹穿,弟弹兄脑裂”的描述,原诗凄惨,我至今不能忘记。

锡麟轮很小,我生平第一次坐轮船,不断地在甲板上张望。船开出渤海,经过山东,远远的一片大陆,引起我一番对比:半个世纪前,爷爷那一代从山东北上,出发到东北;半个世纪后,我们这一代却绕山东南下,出发到江南。好像爷爷那一代的努力,都完全作废了,陶渊明“根株浮沧海”的诗句,正是准确的预言。

到上海后,我们全家住在工地附近,准备迁入新居。新居是一排小公寓中的一、二、三楼。三楼是六叔顶下的,一二楼是爸爸顶下的。地点在上海虹口提篮桥附近,对面就是上海监狱,当然是个很烂的地点,但这一小房子,却已占掉爸爸全部积蓄的大部分,所以不得不严事紧缩。因为六叔和我们两家十九口人中,谁都没有职业,这当然是很令人担心的。当时物价又波动得大,所以爸爸就买了可供几个月吃的面粉,堆在家里,买来美国救济品(大多数是大罐牛肉酱式罐头)做为主食,准备长期苦撑待变。

虽然严事紧缩,但是有一笔钱,爸爸却一定要花,那就是我的学费。爸爸坚持我的学业不可中辍,于是我就在姊妹们都没钱念书的时候,独自上学了。那时缉规中学正好有春季班,我在1949年1月25日考取,又从初一上念起。

缉规中学原名华童公学,是第三个成立中国童子军的学校,历史悠久。胡适在上海落魄的时候,就曾在这个学校教过书,后来因为喝醉了酒,打了警察,才自动辞职。这个学校后来为纪念清朝在上海的头儿聂缉规(曾国藩的女婿),就改名缉规中学。我第一次走进这学校的时候,它漂亮的建筑大大吸引了我,因为它比起北京四中我的母校来,的确太贵族了。它的建筑既优雅又精致,十里洋场的学校,与文化古都的学校,风格完全不同,贫富也完全不同。

注册以后,2月15日开学,一上课我就傻了,因为老师学生多讲上海话,我不懂上海话,使我非常不方便。尤其英文课,上海地区小学就念英文,英文课本是沿用几十年的“英文津逮”,内容比北京四中的“正中英语”深,我简直跟不上。英文老师是女的,讲的一口又快又阿拉的上海话,这下子我英文不懂上海话也不懂,上课时候简直受罪。幸亏每天回家爸爸为我恶补,过了一阵,总算稳住局面。在班上我的国文、历史成绩突出,使老师对我另眼看待,同学也不敢低估我,所以还勉强不受上海佬的气。不料好景不长,一天中午休息时间,我正在教室刻图章,马面班长过来说侮辱我的话,我说你给我停住,再说我就不客气了。可是他还说,我就随手举起刻印刀来,他边退边说,我就来个“小李飞刀”,他一跑,刀正好扎进他的脚心,他立刻疼得大哭大叫起来。大家赶忙把他抬到医务室,我也跟在后面,只觉得脑里昏昏的,心想这下子可闯了大祸。训导主任长得人高马大,过来问我:“是侬干的?”我点点头,他哼了一声,掉头而去。后来马面班长给送到医院,住了好几天,费用全由我负担。学校方面,说我行为粗暴,以刀伤人,记大过一次。

在上海那段日子,我专心念书,没有任何游乐,我没去过电影院,只是应邀去了一次王家桢家。王家桢字树人,吉林省双城县人,是张学良走红时候的红人,他早年在北大念书后转日本庆应大学,1930年做外交部常务次长、1931年出席国联、1945年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国民党抗战胜利接收东北时,做东北生产管理局局长。他的太太是我老姨父李子卓的妹妹,算是和我家有一点“诛九族”也诛不到的远亲关系。在1948年6月18日姥姥死后,在北京局势恶化前,我家搬离了内务部街老宅,就住到他家的后院。他有两个儿子叫大弟、小弟,年纪跟我接近,我们常在后院一起爬树。有一天,我到前院去,正好碰到一位客人来,这位客人,不是别人,就是爸爸参加那个秘密抗日团体的领袖——马占山将军。马占山将军字秀芳,吉林省怀德县人,短小精悍,外号“马小个子”。他做磨坊工人出身,后来入伍,骁勇善战,直升到黑龙江省陆军步兵第三旅旅长(相当师长,因为东北军没有师编制,只以旅做作战单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在嫩江桥战役里,孤军抵抗,日军死伤一百零八名,村兵少将兵败切腹,消息传来,全国振奋,因为这是中国人对日本侵略的第一次公然反抗,也是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第一次公然藐视,日本鬼子感到太没面子,发动对马占山将军的总攻击,由多门中将总指挥,展开大规模的陆空作战。因为众寡悬殊、武器悬殊,马占山将军在11月19日,转入游击战,在拉哈车站击毙日军八百人,东北义勇军之名震动中外。1933年,马占山将军被逼将部队从满洲里撤入苏联,他先由苏联转欧洲,再由欧洲回上海,全国欢迎这位抗日英雄,如痴如狂。马占山将军给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和希望,这是八年抗战的最大基矗在这基础上,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证明出两点:第一,他告诉中国人,我们肯打、能打、打不过也要打,而打游击是对付日本人的最好战术。他孤军抗日后,在关内,各地青年在国民党“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1937年8月8日国民党文告中自承)的政策中,纷纷请缨北上,要加入义勇军,甚至一二八抗日的非国民党嫡系部队十九路军,也自动要求北上;在关外,各地义勇军风起云涌,拥众从几千到几万,武器从猎枪到丈八蛇矛,与日本鬼子苦战不懈。据日本鬼子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日本投降,十四年间,光在前十年就出动“讨伐队”达一万三千六百八十九次,平均每天出动近五次,来剿义勇军。日本鬼子阵亡的骨灰,每年运回达十万具!十四年间,东北二百三十个县中,孤军抗日之事,此起彼落。日本鬼子虽然严刑峻法(以家为单位,家长酷刑处死,男丁充矿工,女眷做营妓),但是平均每天游击战仍有二十起。东北同胞的孤军抗日,比起其他各地的来,更早更久更艰辛。可是在国民党的钦定历史中,却一笔带过或不成比例,这是太不公道太不公道的!第二,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的坚苦卓绝,得到世界公论的同情。他向国联李顿调查团提供的证据,最后使日本鬼子被国联宣布为侵略国、使中国得到世界公论的支持、使世界知道中国人不可辱,中国人还是肯跟日本鬼子干的,中国人还是有出息的!

可是,马占山将军的孤军抗日,显然使不抗日的蒋介石进退维谷、显然抢了蒋介石的锋头,而为蒋介石所不喜。所以,他虽是第一号民族英雄,但一直被冷冻,被迫害;他的手下,从东北撤到新疆的时候,被残杀。抗战期间,他遥领黑龙江省主席,实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驻节在陕北榆林和绥远五原。蒋介石歧视他,使东北挺进军只有两三千人,装备之差,首屈一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私心自用,没道理的把东三省改为东九省,使马占山将军连空头主席都不可得。他带着残部,在凄凉中奔回东北老家,可是在半路上,共产党拦住了他,消灭了他的追随者,在左右不逢源中,他黯然到了北京。后来蒋介石在东北与共产党作战失利,有人建议,何不派马占山将军回东北号召呢?于是给他一个空头名义,让他回到东北。1947年4月16日,马占山将军万里荣归,一下火车,群众一拥而上,包围了他,他们大喊:“马将军万岁!”把他抬了起来,在东北同胞的内心深处,他们知道除了马将军,没人值得喊万岁。四天后,东北同胞开大会欢迎他,十万人到场欢呼。马占山将军才六十岁,可是多年流亡,人已苍老,他满脸皱纹、满脸风霜,对着每一张苦难的脸、折磨的脸、马首是瞻的脸,他泪下,十万群众也泪下。泪尽胡尘的东北遗民,又重新学会了流泪,他们流汗欢迎接收大员,但是流泪欢迎马将军!那时东北同胞在饱受日本、苏联的折磨以后,正受国民党接收大员的折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带头贪污舞弊,买大豆、运高粱、炒金钞、占公车生意等等,不一而足。马占山将军无能为力,最后百无聊赖,回到北京。那天正好来看王家桢,使我有缘相会,我见他走进来,心里无限崇敬。

我家转到上海后,王家桢一家也转到上海。大弟、小弟约我去玩,三个小男生参观了全国最高的国际饭店、金门大厦,大概上下电梯多坐了一两次,引起开电梯的上海佬怒目相向,上海佬的势利眼,我至今记忆犹新。王家桢请我吃饺子,王伯母最后留下盘中的三个饺子不吃,说要留在盘子里,吃光了太难看。王家桢手不释卷,那天他手中拿着的一本厚厚的翻译小说,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的。此公面貌不凡,亲切中有庄严,令人印象深刻。与王家桢分手后四十年,我应邀到世界新闻学院演说,讲完在人群走出时,一个熟悉的面孔在旁叫住我:“我是世新的老师,我叫王素梅,是王家桢的女儿。”我没想到王家大姊竟跟我相逢孤岛之上!前后四十寒暑,得见父女两代,人世际遇,岂不奇哉!

我在上海唯一常去的地方,就是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我早在北京时候,就对商务印书馆等几家书店向往不已,到了上海,亲自去看,十分过瘾。商务印书馆楼上有风渍书大廉价,每本书后面盖个蝴蝶图章,证明为廉价品,我买了不少,大部分是“现代问题丛书”和“新时代史地丛书”。去这几家书店,我必须过桥进入黄浦滩,有一天早上,我在黄浦滩边目击了抢购黄金的热潮,那幕镜头令我终生难忘。原来1948年8月9日,蒋介石政府突然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了“金圆券”,规定金圆券一元,折合旧法币三百万元。相当美金0.25元,同时限期收兑金、银、法币。老百姓不准私存黄金,抓到了要要命,于是全国黄金,尽入公有。中国老百姓真好欺负,1935年,实行法币那一次,首先领教了蒋介石政府的厉害。抗战以后,蒋介石政府不能保护人民,老百姓沦为敌伪遗民,日本鬼子为贬低币值,将法币兑换日本军用票或伪钞,兑换率从军用票一比法币二·一,滚成一比十·四,最后禁用法币,全用伪钞。不料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又将伪钞以伪钞二百比法币一的显然不公道的兑换率,回吃老百姓一口。到了金圆券一元比法币三百万元出现,前后几年,老百姓的私有积蓄全给一一兑光。金圆券最初发行的四十天内,蒋介石政府以纸易金,兑换到黄金美钞逾三亿美金,这是全国老百姓多年战乱的最后劫余,等于大家掏空腰包,都爱国了。金圆券发行同时,又实行限价,物价限以8月19日为准,为保限价成功,蒋介石政府分在上海、天津、广州派经济管制大员督导,检举或查抄投机居奇,扣押或枪决奸商巨贾,雷厉风行,耸动中外;但是,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所说的,这是想用警察力量推翻经济定律,必无成功之理。很快的,全国就发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上海的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大新被抢购一空,人心惶惶,天下大乱。金圆券高速贬值,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我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和出门就不一样。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又贴上去了。这种目睹怪现状,真二千年所未有也!

金圆券发行不到三个月,11月11日,蒋介石政府全无办法了,出尔反尔,又准人民持有金银外币了,并同意以金圆券兑回,但是比率却高于三个月前政府买进的五倍!用的是抗战期间黄金储蓄和美金公债的老套,失信于民,自不消说。但是老百姓即使大吃亏特吃亏,也宁要黄金,不敢再领教金圆券。于是,向黄浦滩中央银行挤兑黄金的大浪潮,就立刻展开。上海那时戒严宵禁,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在陋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早五点的解除宵禁。清早五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行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我去买书,经过黄浦滩,已无法在马路上通过,只有踩着舢板,绕水而行。这种目睹怪现状,也真二千年所未有也!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政府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金的情况下,大事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买空卖空于先,自然出尔反尔于后。最后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作戡乱,以慰民望”的大道理,抢运到台湾,做为新台币发行的准备金了。国民党说这些黄金安定了台湾人事,但却不说这些黄金丢掉了大陆民心,真会说话啊!

由于战乱遍地,一群群最教人痛苦的受害者出现了,那就是难民中的难童。难民们在大江南北逃难,许多难童在逃难中丢掉了,流落在都市街头。据1949年上海《大公报》统计,慈善团体光在1月9日那天,就收到小孩尸体一百五十五具!十日那天,又收到一百六十六具!这真是惨绝人寰!当时漫画家张乐平以难童为主题,画了《三毛流浪记》,引起大众的重视。宋庆龄在4月4日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名义,为张乐平举行“三毛原作义卖展览会”,又举办“三毛乐园会”,以收入所得,救济难童。当年的三毛们,他们是战乱中的孤儿,流亡到十里洋尝流浪在十字街头,靠着一个破洋铁罐——他们唯一的家当,在垃圾堆里捡吃的,或乞讨、或擦皮鞋,或推车子、或偷东西。……不管怎么辛苦、怎么奋斗、怎么讨生活,结局却大都是路毙街头。张乐平在1947年年初的一个刮北风晚上,从外归来,路过一个弄堂口,看到三个难童,紧紧的围在一起,中间有一堆小火,他们靠着这点火,取暖求生。张乐平在他们附近站了许久,心里很难过,但却力不从心,没办法帮助他们。回家以后,躺在床上不能入睡,心想这三个难童,究竟能不能熬过这一夜呢?第二天清早,他又走过那弄堂,可是三个难童中,两个已经冻死了。张乐平说:“我想到这样冻死的儿童何止千万,我做为一个漫画工作者,决心用我的画笔,向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提出严厉的控诉。”自此以后,他从1935年就已定型的三毛画像,便改成了难童的面貌。他的三毛漫画,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也包括了十三岁的我。这一感动,在三十三年后,我出版“李敖千秋评论丛书”第八期里,犹有余波。在该期封面,我刊出了一幅姊弟难童图片。图片中一个穿破烂黑衣的小女孩,背上背着弟弟,坐在马路边睡觉,两脚赤足,左手下垂,右手拿着一个破洋铁罐,画面凄楚感人。这张照片,是当时在上海的外国记者拍摄到的,收入美国出版的“1949年年刊”。不料在我重新刊出后,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部管制出版的政工头子曹建中处长却大表不满,他警告四季出版公司的叶圣康说:“这种照片,都是李敖捏造的,用来丑化台湾当局!你们替他发行,可得负责任!”叶圣康转告我后,我哈哈大笑,我说:“这些无知的武人,根本不要理他,叫他来找我好了。”后来此事不了了之,我却有感于台湾朝野对人间苦难的陌生,可有这种“误会”。警总的曹处长固然不知人间苦难,但是以关切人间苦难为职志的所谓台湾作家们,又知道多少呢?最谑画的对比是,居然有人以三毛为笔名,整天做的,竟是带领病态的群众,走入逃避现实、风花雪月的世界,这对苦难的真三毛说来,实在是一种侮辱。《三毛流浪记》问世四十年后,我感于三毛的那种悲悯、讽世与抗议的精神,淹没不彰;托名三毛的媚世作品,泛滥于市,乃请老友王小痴以漫画行家的水准,编辑《三毛三部作品》一书,由李敖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三毛情结的又一余波了。

1949年1月10日,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叫“徐蚌会战”)结束,国民党大将黄维、杜聿明等先后被俘。整个江北已经全部失守。局势的突变,使爸爸对国民党能守江南的信心,大为动摇,国民党欲求隔江而治皆不可得了。那时候人人逃难、家家逃难,爸爸的北大老学弟张松涵全家,也搬到我家楼下。张松涵是兴安省政府教育厅长、太太戴树仁是国大代表,跟国民党渊源都深,准备逃到台湾。临走前劝我们也去台湾,爸爸同意了。张松涵到台湾后,立刻代我们领了入境证寄来。于是爸爸和我立刻到市区买船票。我家临离上海前,储存的面粉等留给了六叔,又送了六叔一两黄金,所剩全部财产,只有几两黄金,全家九人,每人分不到一两,也就追随大官巨商,朝台湾逃难了。

当时上海已经是用银元的天下,银元有袁世凯像和孙中山像之分,叫“袁大头”“孙小头”,民间自动变成了银本位,金圆券没人要了。市面上的情形是“大头小头,叮叮当当”。爸爸和我在市面上加入客串银元黄牛,兑到船票票价,到船公司抢购,居然买到中兴轮的甲板上船票,非常高兴。上海的房子,以买价的十分之一大廉售,居然也卖掉了。于是一切准备停当,准备再逃难。

上船那天晚上,中兴轮全轮上下,已经挤得颇有黄浦滩挤兑黄金的密度,我背着我的藏书,终于挤上了船。当晚就睡在甲板的行李上。第二天清早,船开了,六叔赶来挥泪招手,就这样的,船慢慢开出崇明岛,远处已经依稀有炮声可闻。从上海到海上,我们又逃难了。

这段时期,爸爸有简略日记留存,极有史料价值:

4月23日

1.和谈破裂,南京人员大部撤退,作官是他们,跑也是他们,受苦的只有百姓。

2.墨林(指立法委员王兆民)、松涵相继返沪。

4月24日

1.松涵忙着找船票,墨林等均飞广东,余则人微囊空,不愿做人尾巴,甘愿做太平民,静候解放矣!

4月25日

1.松涵全家登船。

2.南京已解放矣!

5月5日

1.松涵来信台湾生活容易,以个人之生活及已往经历,实无去台之必要,但为求一饱或短期内觅一工作,亦有考虑之余地也。

5月6日

1.入境证寄来。

2.决定暂去台寻主路。

3.托人解决房子,由北平而上海,家资已去了大半。此番再去台湾,则一切皆空矣!

5月7日

1.房子问题,居然意外收获,以六两半(指黄金)顶出,六弟尚落一住处,虽然比较顶来,赔累甚多,但以住处换住处,尚差强人意也。

2.购船票,必须金圆券,同敖儿去河南路换金圆券。等同银元小贩,在弄堂内石阶小坐,左手大洋,右手金券,共换得四亿多。

3.购二等票二张,三等票整票三张半票三张,共用去四亿三千多万。

4.通知松涵车票已购得,请到船码头一接,并代觅房子。

5月8日

1.解决木器、米面等项。

2.面十四袋、米四包(原注:二百斤)、零星用品,均交六弟暂用,以渡难关,并予黄金一两,使其安心治玻生此时代,离聚皆不由己,只有听诸天命而已。

3.送行李上船。

5月9日

1.六弟同(送)桂贞等上船,此番去台,为解决困难,在沪之日用家具能带者无不带走,东西多累人,信然。

5月10日

1.晚上船,挨过一夜。

2.次日早六弟岸上相送,以泪洗面矣!

5月11日

1.如期开船,一帆风顺。

2.船上人多得要命、热得要命,后悔来得无味也!

从这十天日记里,一幅乱世流民图已凄然纸上。我们船到海上后十二天,上海就沦入共产党之手。——爸爸终于偿了追随国民党到天涯海角的宿愿,虽然追随得如此仓皇、如此狼狈!但是,这下子没问题啦,我李某人再也不“汉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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