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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中(1949-1954 十四到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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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中(1949—1954 十四到十九岁)

1949年5月12日傍晚,我躺在难民船中兴轮的甲板上,到了台湾。爸爸的老友张松涵到基隆码头来接我们,当晚搭夜车赴台中,半夜抵达,大雨中分坐人力车直赴西区模范西巷张家。天亮以后,和张松涵的儿子张仁龙、张仁园、张仁宁三兄弟试穿木屐走路,走得歪七扭八。那时候台中是贫穷的、淳朴的,台湾人穷得罕见谁有皮鞋穿,满街都是日式木屐。

花了三台两黄金,我们顶下模范西巷云龙里七十二号的日式房子。爸爸在日记里写道:

5月25日

1.日过田间风味的生活,每日锄菜、购菜,如无经济压迫,亦乱世之桃源也。

5月29日

6.为琳(王争)各购草帽一枚(顶),小八见异思得,啼要不得,亦为购得一顶,小六欲要而不敢言,屋隅饮泣,节(端节)后有余款,当再为购一顶,人多食少,担当不起也。

另在账本中,留有爸爸这样的记录:

5月7日

卖出一·五七两(黄金),船票四十一万二千六百五十元,零用五千万。

5月12日

在上海以近六·五两顶房(顶出房子)、杂项一两。

1.留给六弟一两。

2.船票二两半。

3.在台顶房(顶入房子)四两。

5月12日——6月1日

共花去半两,计存:

1.白面二袋

2.白米五十斤

3.杂粮十斤

4.木炭五十斤

共计台币三百五十万元(旧台币)合金二钱。此后自6月1日起每月用款八万元,一月照一钱五分黄金计算,连日米面燃料,以不超出三钱三分为原则,能维持多久算多久,要能于短期内找到小事,则更出乎预想,能宽裕与延长几许矣!

可见来台当时一家九口,处境的艰苦。最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台湾,他还要“屯积”白面、白米、杂粮、木炭,这种无安全感,足可跟流亡上海时辉映。在上海1948年初的“屯积”数字是:

1.米九包强……足敷一年之用

2.面九袋……足敷四个半月之用

3.豆油四十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4.猪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5.煤油五桶……足敷五个月之用

6.酱油三十斤……足敷三个月之用

7.煤球一千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8.木炭二百斤……足敷四个月之用

9.劈柴六百斤……足敷二个月之用

10.盐三斤……足敷一个月之用

馇米面平均足一年之用

柴煤 足一年之用

食油 足半年之用

比起流亡上海时期,在台湾的“屯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再看他日记片段:

6月1日1.实行八小时读书计划。

2.实行八万元(旧台币)日用计划。

6月2日

2.去成功路卖金零·八三两,共得款一百三十二万八千元。

3.买草帽一顶(原注:小六的)。

6月3日

3.购木柴一百四十斤,价十万,台湾物价亦在涨中。

6月4日

1.冒雨买菜,本日起未超出预算。

2.购配米,因雨受阻,明日领。

6月5日

1.领配米十斤,购炭百斤。

6月15日

1.卖出金少许,借维持数日,日来物益贵而金钱益贱,情况日非矣!

2.翁镇有信来。

6月17日

1.函墨林、翁镇,求一中学教员糊口。

2.去市府交户口捐,经多方查访,知为无职业而贫寒,允以最少数征收,半年征二万六千元。

3.去松涵处小坐,为生计问题,详议甚久。

6月18日

1.姥姥故去一周年,时光变幻,物是人非,可慨也夫!

2.为姥姥周年,购少许祭物,用款近三十万。

3.台湾新币制(新台币)开始。

6月26日

3.函墨林,送履历一份。

墨林就是王墨林,是爸爸北大国文系的同班同学,当时他是“立法委员”,在他的帮忙下,爸爸终于找到了一个职业--台中一中国文教员。正巧我由上海缉规中学初一上的身分,跳班考取了台中一中,也考取了台中二中。台中一中好,我就上了一中。摇身一变,进了初二上。那时初二上有甲、乙、丙、盯戊、己六班,我编在初二上甲。

当时台中一中校长是外号“金乌龟”的金树荣,福建林森人,四十六岁,他在1945年12月1日就到一中了,是接收大员,资格最老,热心办学,人也有霸气。当时一中师资集一时之盛,其中刚从大陆逃难来台的老师不少,这些人有的在大陆“此马来头大”,但是逃难到台湾,求食而已,一切也就没话说。例如程东白老师,四十五岁,辽北开原人,学历是日本明治大学法学士,经历是辽北省教育厅长,但在一中,只能混到个夜间部教员!他如做过外交官的郭大鸣老师、都本仁老师,也都纡尊降贵,混起穷教员来。当时爸爸五十一岁,除了五十八岁的余又健老师、五十三岁的陈椿老师,他是年龄最大的,本省籍外号“石头”的许文葵老师也是五十一岁,人胖胖的,可爱无比。在“老灰级”的几位老师外,其他老师多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翁硕柏老师二十九岁,教我国文;杨锦钟老师三十一岁,教我英文。她是江苏宝山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美国密歇根硕士,因为留美,外号“USA”,当时她已嫁给空军军官胡旭光。后来走红,随胡旭光上任,做了国民党驻美副代表夫人,六十五岁那年(1983年),死在美国。杨锦钟当时锋头甚健,在老师中甚为出色。当时她家境比一般外省流亡台湾者要好,用得起佣人——下女。她说她家下女最怕买牛肉,每次到菜市场买牛肉回来,一走把手平伸,远远用拇指食指提着。那时台湾人不流行吃牛肉,全台中市只有一家牛肉店,下女有所惧,非“个人行为”也,谁想得到,土头土脑的台中人,不但多年以后嗜吃牛肉,并且“卫尔康牛排馆”大火起来,还把人烧成“人排”呢!光在吃牛肉习惯上,就看出外省人带给台湾人的大影响了。

在一中念书,每天与爸爸一同出发,由台中西区走到北区,中午就在学校吃便当。由于我们从没见过便当盒,所以买的是一组上下多层的圆送饭盒。第一天上课时,我背着书包,提着上下多层的怪物进教室,惹得全班大笑,说这个“阿山”(指外省人,有奚落之意)原来是饭桶,不然怎么吃这么多,当时我看到同学的便当原来只是长方形的一小盒,饭菜皆在其中,反观我的上下多层怪物,却像吃酒席、吃大餐一般,为之大窘。第二天连忙换了,吾从众矣。

进一中以后,班上春假要远足,我因早在大陆就耳闻日月潭之名,乃提议去日月潭,全班一致通过。回家向爸爸伸手,爸爸说:“我们家早起刷牙,买不起牙粉,更买不起牙膏,只能用盐水刷牙,哪有余钱去日月潭呢?”于是,全班在日月潭日月潭,我在家里日月潭。

初二时候,童军老师王福霖选拔优异学生参加菲律宾的童军大会,找到我,要我缴头戴童军帽的照片应征,那时我穷得没钱照相,乃找出在大陆的一张旧照,用毛笔画上一顶帽子交差。不料画好了,横看竖看都像戴着帽子照X光,帽里的脑袋发生排斥作用,老朝外透,跟帽子打架。愈看愈不敢亲自送,乃央求班长陈正澄(后任台大经济系主任,又讲学于日本,是名经济学家)代递。害得正澄和我的现代画,一律被老师斥回。老师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这种照片。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诸如此类的穷故事,显示了我家来台湾,虽然爸爸找到了职业,但入不敷出,生活仍旧穷困。穷困的原因之一是爸爸要医治长年气喘并妈妈又开刀等等,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已变卖殆尽,唯一的模范西巷房子也不得不卖掉。台中一中终于分配了我们半栋宿舍,那是新北里存德巷十三号的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二个小玄关,我们一家九口住进,其拥挤可想。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老吴转到“立委”阎孟华家去帮佣了,我们又有幸转到木屋的另一半,才稍觉宽松。另一半有十多个榻榻米大,并且厕所不在院子里面在屋里,比较像样一点(原来那一半改由音乐老师郑嘉苗一家住了)。我家在存德巷十三号一住十三年,这一老宅,横亘了我的中学时代,并且充满了穷困与灰暗。但我个人比全家人都幸运,我分到两个榻榻米的空间,隔了起来,算是我自己的独立天地,在这小天地里,我一桌一椅四壁书,快速地成长。辛勤地写作,奠定了我在知识思想上的过人基矗台中一中不像台中二中,它是一个本省人比较多的学校,我初二时候,全班只有四个外省人,班上一有事,台湾同学就推我去干。一次全校烹饪比赛,同学推派我和三位台湾同学陈正澄、赵天仪、张育宏四人参加(也许不是他们三位,记不太清楚了),我声明我根本不会炒菜,可是同学不由分说,硬拉鸭子上架。好像那天烧的是一盘鸭子,好像由我主厨,不料烧出来,整盘菜都像锅巴一样乌漆妈黑的,如果另烧,时间已不允许,于是只好硬着头皮送到台前给评判老师。看着那样一盘黑菜,不论大陆人台湾人,谁都没有勇气端上去,于是协商之下,四个人,每人捏住盘子一角,一齐送上,害得评判老师们哄堂大笑。当然他们是不敢下箸的,那是有史以来,唯一一次评判连尝都没尝就决定了的烹饪比赛。

我升初三上甲后,中文老师是二十七岁的杨锦铨(名字很像英文老师杨锦钟,但是男的,并且是福建人)又兼导师。他是一位最能启迪学生的中文教员,台湾海疆学校毕业,学历虽不怎么样,但书教得真好。他那时还兼事务主任,可以“上下其手”,为我们供应蜡纸、白报纸、油墨等等,鼓励我们办“初三上甲组报”,于是班长陈正澄任发行人,我做总编,赵天仪(“台大哲学系事件”时被挤出台大教职,是大好人,可惜做了诗人)写钢版,就办起来了。一次还因为批评到了高班生,被他们兴师问罪。可见我李敖办刊物贾祸,固其来有自也!

因为我的中文在班上出色,自然被杨锦铨老师另眼看待。有一次作文,谈到中文程度,我写道:“现在学生的中文程度要比过去差一倍。”他批改时,不以为然,批曰:“怎么可以数字计量?”作文簿发下来,我没说什么。三十六年后,他退休了,我托石文杰送我的书给他,以示不负师教之意。顺便请石文杰转告他:“奥斯投傲慢与偏见》小说中,就有谁比谁漂亮一倍的用法。”四十六年后,我在电视节目《李敖笑傲江湖》中提到他,称赞他,移居美国的他知道了,送了他花了二十年刚刚完成的一套大书——《说文意象字重建》给我,我大吃一惊,他如此勤勉,有如此成绩,真是高人一等。他写信给我说:“我兄名满天下,却如此念旧,衷心感动不已!”我跟杨锦铨老师四十多年未见,但是师生之谊,悬而不断;念旧之情,老而不衰,其交也君子。

从初二到高一,十四岁到十六岁,我因为中文好,参加过多起演讲、辩论、论文比赛。初二时得过全台中市第四届全市语文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立纲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我四姊夫,张立纲也变成院士级的学者)。高一时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在《合作经济》第二卷第十二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三十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我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四十册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我在高一也写过《李敖札记》四卷;并在《学生》杂志第四十六期发表《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在《新生报》发表《〈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另外还写了《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稿子。这时我十六岁。

1953年我十八岁,念高三,只念了十几天,就自愿休学在家。我那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子他随我的便,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他当时正是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我蹲在家里,在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也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从读〈胡适文存〉说起》及《李敖诗集》等。我有这么好的写作能力,和我从小就养成了重视课外书的习惯,也养成了买书藏书的癖好有关。到台湾时,我的全部财产是五百多本藏书,进台中一中后,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这个中学的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我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使我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最使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门绝技。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

我在台中一中可谓无书不读,但在思想定型上,却是读了许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思想定型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些多方面的问题,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困惑,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我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困学求变的过程,这段时间最明显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后期,我就逐渐定了型。在困学求变的过程里,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曾经“逼近”了我,但终于被我“摆脱”,这位人物,就是钱穆。我在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我最早知道的钱穆的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我的许多时间,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我的部分读物。

当时共产党批判逃离他们的学者,共分两个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我对他们两位,都分别加以注意。但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因阴错阳差到了台湾台中,使我先结识了他。结识的原因,得力于同学徐武军。徐武军外号“日本和尚”,因为他爸爸是日本留学的,故有这一称呼。徐武军在台中一中,有点特权似的,原因是他忽来忽去、去了又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爸爸是徐复观,先举家来台,后感台湾情况危险,又全家迁到香港。韩战发生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不危险了,又全家迁回台湾。徐武军住在台中市的一幢单门独院平房里,很考究,我去过多次,可是从来没见过徐复观(虽然十年后,我跟他大打笔仗并且大打官司),客厅里书甚多,墙上有毛笔字赫然曰:“架上书籍,概不外借。”我至今记忆犹新。

1952年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之邀,在惊声堂讲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那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故拉拢钱穆,把钱穆接到台中徐府养伤。后来改住存德巷一号。徐武军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复观影响,课本以外知识知道不少,和我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我听了很高兴。不久,他就跟钱穆约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我走进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我去看钱穆的时候,手中拿着我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写的《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我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有两点感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

钱穆翻完了我的札记,一边夸奖我,一边转过头来,温和地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我奇怪钱穆竟这样当面教育徐武军,也许他住过徐府,跟徐武军很熟的缘故。

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页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

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

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

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

中,却有如下地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

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

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

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

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三页第十一行云:“美人安达生名

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半个月后(4月29日),我收到钱穆的回信,全文如下:(原信没有标点,标点是我加的。)

李敖学弟如面:

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

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

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

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

勉。能熟诵“庄”书,亦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

索,心体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此

乃学者所宜终身常诵之书。穆最近有《四书释义》一种,亦在台北出版,

与《中国思想史》同收入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内有旧稿《论语要略》

《孟子研究》两种,为初学治“论”“孟”者指示涂辙。最近又泛事

《论语新解》,刊载于某杂志,以后当按期邮寄。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

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

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近三百年学术史》若

能细读,可获许多治学方法,恨手边无此书可以相赠。所询两节,关于

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后;安达生为瑞典人,

《史纲》系一时笔误,未经校出也。《国史新论》短期内或可付樱穆最

近恐无来台之便,得暇盼时时来书,以获知君学问进诣为快也。匆此,

即询进步

钱穆启

钱穆的信,写得工工整整,足见此公主敬修养的一面。信中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人如此鼓励,固因我的好学引起他的注意,也实可看出他具有教育家的风度。信中说他要“按期邮寄”他在“某杂志”的《论语新解》连载,他言而有信,果然按期寄来(“某杂志”是香港《人生》杂志),使我对他益发感念。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与钱穆通讯后第三年(1955),我进了台大历史系。台大历史系是“胡适型”的地盘,对“钱穆型”是隐含排挤的。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能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我始终认为对钱穆不公道。钱穆的杂七杂八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

与钱穆通讯后第九年(1962),我已经成为成熟的战士。我在《文星》发表《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开始激烈地攻击了钱穆,这种攻击一直不断,在我们会面后三十四年(1986),我还发表文字,大表我对他倒在蒋介石怀里的不满,我说:

试看钱穆写《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

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

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肉麻兮兮,已是

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大令人失望矣!回想钱穆当年给

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性”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能阻止“德

性”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我又说:

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

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愈老愈“自缠”得愈紧了。如今

他过九十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

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

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在钱穆死前不久,我去“故宫博物院”,远远地望见了他,他已老态龙钟、步履维艰。我没有趋前问候,但心里一直感念他,毕竟在我少年时代,他曾经被我心仪、曾经热心指导过我、帮助过我,这种老辈风范的人物,对“现代史”的人说来,真是“上古史”了。

我在台中一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是严侨。严侨是福建福州人,是严复的长孙。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三十一岁时到台中一中,那是1950年八月间,他比别的老师稍晚来,但却很快使大家对他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洒脱、多才、口才好、喜欢喝酒,有一点点疯狂气概,令人一见他就有对他好奇、佩服的印象。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足球踢到场外,正巧严侨经过,此公也不走路了,突然直奔此球,奋身一脚,就给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趁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

那时台中一中图书馆主任是陈联璋老师,主办每周讲座,邀老师们做专题讲演。严侨应邀讲过一次“人的故事”,最有趣的,是他在讲演中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该译为“演化”,这一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他又讲过一次“家畜山羊”,从高加索山羊。西班牙山羊、波斯山羊、喜马拉雅山羊说起,如数家珍,使我们惊叹他知识的多样与丰富。当时我和他并不相识,他是一位别班上的老师,我是一个另一班上的学生,他我之间,是自有距离的。

1951年到了,我十六岁。暑假后进了高一上甲。正好严侨教数学,这样他就正式成了我班上的老师,这时我在知识成长上已经极为快速,在班上喜放厥辞,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我不消,王文振甚至写匿名信丢在我书包里痛骂我;施启扬喜欢同我辩,但他实在很笨,又做少年老成状,令我总要用口舌修理他(用口舌修理,是有分别的。初中时施启扬编在初二戊班,很讨厌,以致被陈士宽他们用拳头修理——揍了一顿。到高中后,化学老师王孟仁是我父亲老友,为人鹰隼精明,他最不喜施启扬,施启扬央我向王孟仁讲人情,王孟仁说,他相信施启扬是职业学生,早晚会大做国民党狗腿。三十年后回想王老师的话,真要佩服他是预言家)。由于我张狂好辩,在严侨课堂上,也就常常在数学以外,扯到别处去。严侨上课,才华四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吴铸人等数学极好的同学“站板”(站到黑板前)去做。他常在课堂上聊天。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还有一次为了证明他说得对,他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倒写的严侨两字写在黑板上,俨然是“镜子书法”专家,我们鼓掌呼啸,师生之情,融成一片。那时我们的数学作业有专门印好的“数学练习簿”,我在练习簿中做习题不在行,但扯别的倒有一套。我来了一段“簿首引言”,引OscarW.Anthony的一段话,说:“数学是人类智力的灵魂。……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告诉我们宇宙是这样的悠远,光线曾经历百万年的行程,方才照射到大地上。……”后来,“数学练习簿”发回来了,在“它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一行下,被严侨打了一条红杠子,下有朱笔批曰:“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这就是严侨的可爱处,他是数学老师,但他在精改习题以外,他还会跟学生的引文打笔仗!

严侨真是迷人的老师,我愈来愈欣赏他。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信,信中细述我成长的历程。我对现实的不满、我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交了给他。严侨看了,对我有所劝慰。他跟我的交情,自然也就不同一般师生了。

1952年我升高中二年级后,编到高二戊,数学改由黄钟老师来教。黄钟那时二十八岁,安东(今丹东)凤城人。他是国立东北大学毕业的,严侨是私立福建协和大学毕业的。在数学造诣上,黄钟似乎比严侨专精。黄钟对学生的诲人不倦,是我生平仅见的老师。他常常在下课时不下课,延长时间为学生讲课;或另外跟学生约定时间,在空堂时候跑来加讲。黄钟面目瘦削,身体很弱,有肺病,眉宇之间,总是一片忧愁。他几乎从来没有开怀地笑过,态度总是严肃而认真,令人敬畏。黄钟的父亲黄剑秋是我爸爸老友,爸爸担心我数学不好,特别请黄钟照顾我。黄钟对我印象很好,他在“数学练习簿”上批写:“为人诚实可爱。”给了我不少鼓励,当然他从没说过我数学好,——我的数学实在不好。我像许多恨数学的大人物(如邱吉尔、如萧伯纳)一样,对数学恨得要命。我的苦恼是数学老师却一一同我有交情,使我不胜尴尬之至。

1953年到高三后,我自愿休学在家,准备以同等学力资格去考大学。要命的是黄钟仍不放过我,他和我爸爸“通谋”成功,硬要我到他家去,专门为我一个人补习。他家住台中市永安街一巷五号,我每次去补习,视若畏途,但是实在不能不去,内心交战,非常痛苦。这一痛苦,最后终因黄钟病倒而暂告结束。黄钟病倒,住在台中医院里,昏迷不醒,整天只好用机器抽痰。我每天去照料他,直到他无言死去。我大为伤感,写了一篇“黄钟”和“九泉唯有好人多”等几首诗纪念他,并把他的遗像挂在墙上。爸爸生平最好占卜星象,他跟我说:“黄钟是好人,可是长了一副坏人相。他的人与相不相称,所以要早死。”黄钟死时,还不到三十岁。

严侨虽然不再教我数学,但他和我的交情却与日俱深。他家住在一中斜对面宿舍,就是育才街五号,是一栋日式木屋,分给两家住,前面住的是郭大傅老师,(他是江西兴国人,台湾中正大学毕业。二十年后,在景美军法处坐牢,和我见过面。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迟来的红帽!)后面就是严侨家。因为一栋房子硬分成二户,所以变得狭长阴暗,不成格局。严侨约我去他家看他,我有时去。在黄钟住院后,一天严侨正好去探望,碰到我,我告诉他医生说黄老师恐怕已没希望了,严侨颇多感触。那时已是晚上,严侨要回家了,约我同行。在路上,他低声而神秘地告诉我:“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民党特务源出蓝衣社,他指蓝色,当然是指国特。)我顿时若有所悟。隔天黄钟死了,严侨再去医院,感触更多,当天晚上我送他回家,他约我进去坐,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劣酒下肚,终于告诉我;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产党!

当时的台中一中,像其他学校一样,不时有所谓共产党,“匪谍”被捕去。最令我心动的是当时女老师牟琴和他男友杨肇南老师的双双被捕。他们都是山东人,牟琴年轻艳丽,身材尤其肉感动人,令我们暗慕。一天夜里,他们都被捕去了,听说都是共产党、“匪谍”(多少年后,仿佛听说牟琴给放出来了,可是已被折磨得年华销尽了);还有一位教数学的杨肖震老师(福建政和人,二十四岁),也被捕去(后来听说太太生活无着,已改嫁给他的一个朋友了);还有一位王怀中老师(山东诸城人,三十八岁),教历史的,也神秘失踪了(多少年后才在新竹中学重拾教职)。当时颇有人人自危的味道。黄钟死后,外界盛传他是共产党,“畏罪自杀”云云。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不能相信。因为他咽气时候,我正守在他身边,他久病属实,绝不像是自杀。

但是黄钟的死,确实给严侨带来极大的感触,他似乎感到人生无常、好人难长寿。黄钟死后,严侨的酒好像愈喝愈多了。因为没有钱,严侨喝的酒是烟酒公卖局出品的最劣等米酒。他喝酒的方式是粗犷的,没有情调、没有小菜,用牙齿把瓶盖一口咬下,就咕嘟咕嘟,大喝起黄汤来。严侨喝酒虽多,但我从没看过他有泥醉的现象,他只是喝得很兴奋而已。黄汤下肚后,往往大背和醉酒有关的诗词。他最喜欢背辛弃疾的那首《西江月》(遣兴)——

醉里且贪欢笑,

要愁那得工夫?

近来始觉古人书,

信着全无是处。

昨夜松边醉倒,

问松:“我醉何如?”

只疑松动要来扶,

以手推松曰:“去!”

每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他也总是伸开十指,双手向前推出,郑重表示不要“松”来扶他。中国文学非严侨所长,他“以手推松曰‘去!’”,自然不知道《汉书》龚胜传中这一典故,也不知道龚胜七十九岁成了殉道者的悲剧,但他那醉后一推曰“去!”的真情,如今事隔四十多年,却使我记忆忧新,永远难忘。

在多次跟严侨的夜谈中,我约略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他来台湾比较晚,并且是从福建偷渡上岸的,当时还带着严师母。他坐的船是最小的木船,他说船上只有埋在沙上的一个罗盘,扬帆过海,就过来了,言下不胜得意。到台湾后,他被发现,国特把他请去,问他你来台湾干什么?他说我来投奔自由;国特说你胡扯,你的爸爸在福州做共产党的市长,他那么前进,你怎么这么落伍?一般情形总是老一代跟国民党走,青年一代跟共产党走,为什么你们家特别:你老子反倒前进,你反倒开倒车,来投奔我们?严侨说我不是来投奔你们,我是来投奔自由,何况我有老母在台,我要来照顾她。国特查出严侨果然有老母在台,只好暂且相信。但这样总不能结案,总得找个保人,于是,由妹夫叶明勋出面,保了严侨。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就是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

严侨在台中一中教书,自己也看了不少书,他过去的看书基础又厚,所以能够吸收新知,与日俱进。在他和我的谈话中,显然因为读书和受我的一点影响,而开始有点自由主义的倾向。这种转变,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是只有严侨那种智慧高人的青年人才做得到的。严侨投身在中国现代的狂飙运动之中,他投入这个运动,在知识上、见解上、情感上,都强烈受到左派教条的辐射,他们那个时代的这类革命者,一般都有着热情而崇高的气质,这种气质使他们勇于献身、勇于殉道,心之所善,九死无悔。但是,他们对他们献身、殉道的对象,却由于“目的热”,未免沦于“方法盲”,他们之中智慧高人的,一旦成为狂飙运动的浪花余沫,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当口,他们必然会有所觉悟,这是很自然的。严侨是共产党,但却是身陷在台湾的,他脱离了红色的磁场,孤单地局促在蓝色的泥淖,在日新又新的成长下,以他的智慧,一定程度的觉悟,是可以想像的。这种觉悟也许没有《修炼失败的神》作者那种细腻、也许没有《新阶级》作者那种深沉,但是严侨有他自己的特色。那特色就是尽管他有所失落,但他并不因失落而脱离;相反的,他要归队,要归队去重建那父母之邦,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他突然哭了起来,并且哭得很沉痛。在感情稍微平静以后,他对我做了最重要的一段谈话:

我不相信国民党会把中国救活,他们不论怎样改造,也是无可救药,

他们的根儿烂了。十多年来,我把自己投入一个新运动,我和一些青年人

冒险、吃苦,为了给国家带来一个新远景,所以我做了共产党,我志愿偷

渡过来。为我的信仰做那最难做的一部分。可是这两年来,我发现我变了,

我的精神好像飞向那自由主义的神像,可是我的身体却永远被一个党锁住,

被另外一个党监视,这是我最大的痛苦。虽然这样,我还是想回大陆去,

那里虽然不满意,可是总有一点“新”的气味,有朝气,对国民党我是始

终看不起的,它不配我去自首!现在我们的名册里并没有你,可是我想带

你回去,带你去共同参加那个新尝试的大运动,这个大运动是成功是失败

不敢确定,但它至少牺牲了我们这一代而为了另外一个远景,至少比在死

巷里打滚的国民党痛快得多了!

由于他有那样的背景。那样的偷渡经验,我相信他说的,我答应了跟他走。我当时梦想我会参加一个重建中国的大运动。可是梦想毕竟是梦想,半夜里五个大汉惊破了他的梦和我的梦,他被捕了。这是1953年的事。那时候严侨三十三岁,我十八岁。

严侨被捕时我还不知情,第二天的中午,爸爸从一中回来,说到一中传出严侨被捕的事,我听了,十分感伤。我的感伤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那时1950年生的大女儿严方才三岁,儿子严正尚小,小女儿严谅还在怀里吃奶。我跟严师母商议多次,一筹莫展。我那时休学在家,只是高三上的学生身分,家里又穷,没有任何收入,实在愧无以帮助严师母。我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了严师母。后来我爸爸知道了,严肃责备我不可以这样做:“严侨既然被捕了,谁还敢帮他呢?”这是爸爸的理由。这种理由是缺乏同情心的,但是在国民党的苛政下,同情毕竟是一种跳到黄河洗不清的“危险品”,在阴影幢幢的株连下,残存的一些道德品质,也就备受考验了。

虽然如此,严师母和我,总希望血缘关系和亲属关系上的帮忙,或能免掉国民党的嫉忌。因为这种关系毕竟是血亲问题,总不是政治问题。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讯,严师母和我商议,决定北上投亲,她希望辜振甫等能施以援手。就这样的,严师母收拾残破的一些家当,带着三个小孩,含泪北上了。严师母北上后,没有任何消息了。我个人也忙于大专联考等,没有再能做什么。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逝了。我有时夜里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悲凉不已。

几年以后,一天胡家伦在台大告诉我:“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我们那时都叫“火烧岛”,不叫“绿岛”。)胡家伦的父亲是国民党中央社老人胡传厚,与叶明勋他们熟,他的消息应属可信,我听了消息,十分难过。

这时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适、殷海光的影响,已经十足是一个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在我思想成长的过程中,严侨虽然对我已是“过去式”,但他的伟大人格、他的声容笑貌、他的热情犀利、他的悲惨人生,却对我永远是“现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导师,我庆幸在我一生中,能够亲炙到这么一位狂飙运动下的悲剧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种大陆型的脉博、那种左翼式的狂热、那种宗教性的情怀与牺牲。在这些方面,严侨都给了活生生的身教,也许严侨本人并不那么丰富、那么全面、那么完整,但对“少年十五二十时”的李敖而言,无疑地都成为我的导师。最后,虽然导师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学生还在前进,——他的学生没有倒!

在台中一中的同学,转成我好朋友的颇多,高我三班的有张世民、何同纹、周春堤;高我二班的有李天培、金嘉锡、陈钦铭、蔡希灼、陈世熙、黄容;跟我同班的有陈正澄、张育宏、赵天仪、吴铸人、杨尔琳、赖宪沧、韩毅雄、王新德、黄显昌、施启扬、朱广诚、刚华民、熊廷武;跟我同届的有张光锦、孟祥协、吴文立、何西就、胡家伦,何铠光、李耀祖、张仁龙、庄铭山、赵秀雄、林益宣、李仁、谭伟力、李述古、李华竣章含精、任建园、马安国、宋世源、李咸林、姚嶂、江合祥、程国强、徐武军、胡业纯、陈振威;晚于我的有李文岳,丁善奎、吴杰人、陈瑞洲、张宏谋等。最有趣的是林正方,他在一中,以留级出名,从高我几届到低我几届,算也算不清了,他是个有趣的人,只是太粗线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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