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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居(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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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山居(1961—1962 二十六到二十七岁)

在快退伍时候,我不得不留意退伍后何去何从,我本想去母校台中一中谋一教职,但因人际关系不够,连中学老师都做不成。正在发愁之际,1960年12月11日,我收到萧启庆的信,说:“姚老昨和我谈挽您出任他助理的事,他要我告诉您,正式的名义是‘国家讲座研究助理’。每月可支一千元,外无配给,他想借重您,不知您是否愿意。”我回信说:“前几天曾返中谋教席,铩羽而归,若走投无路,只好就‘助理’之职,此时并非不欲为,盖我恐辜负老头儿一片好心,我担心我的耐心与能力是否可与之共事?是否可有助于他?否则拿干薪太不好意思。”虽然我有此顾忌,最后还是“欣然同意”了,因为不同意,退伍后就没饭吃了。

1961年2月6日早上,我结束军队生涯,自澎湖搭军舰回高雄,旋即抵台中。15日北上,暂住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第四室,决心要找一间小房,做为一个人能够清静的所在。这么多年来,我从没机会一个人有一间房,此番北上,一定要达成这一心愿。两天后,我租到新生南路三段六十巷一号的陋巷小屋,只四个榻榻米大,矮得双手不能向上举,我订名为“四席小屋”。隔壁住着李善培,我们合买了一台收音机,又弄来唱机,把木板隔间挖一个洞。置收音机与唱机于洞口,两人谁都可以使用它。“四席小屋”只是陋巷中的一间,陋巷左右门对门共有小屋十多间,活像“军中乐园”。进入巷口第一间是一个一百零一公斤的胖侨生租的,他房里有一台小电扇,我最羡慕,因为我买不起。住进“四席小屋”对我是大日子,这天是1961年2月17日。小屋月租二百二十元,是李士振借给我的。第二天,我即有日记如下:

入夜在小屋中边整理边读写,伏大桌上,点一百支灯。听外面小雨声,

想到多年奔波,今夜起聊得小休,兴奋得连撒三尿。

“四席小屋”开门就是陋巷,出巷即是台大。台大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走回来,大有物是人非之感。过去的老朋友,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晚上从姚从吾老师的研究室走出来,整个的文学院大楼一片漆黑,我想到我的身世和抱负,忍不住要叹一口气。有时候,陈宝琛那两句诗就从我嘴边冒出来,正是:

委蜕大难求净土,

伤心最是近高楼!

那时助理薪水迟迟没能发下,我北上时候,妈妈送我二百元、三妹送我一张火车票,此外全靠借钱维生,窘迫不堪。那时施珂在成功中学教语文,他说语文老师们懒得改作文簿,愿以一本一元的代价,由外面承包,如愿意,他可搭线,我当然愿意。在日记里,我有这样一段:

珂送来作文本,张淑婉先生的一班,五十本,花了一口气就在一小时

内改了二十本,赚了二十元。

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一个小混球(初三甲邱廷光)写道:“有

些人的理想很大,但是不能去实行,也就和没有理想一样。我的理想并不

大,就是能够把“中国”复兴起来。……”我在上面批道:“此理想也不

小”善培见而大笑。

有一天,只有一张吃一顿的饭票了,我拿在手里,送给李善培,我假装说我吃过了,害得自己饿了一顿。人穷到这种程度,只好赶写文章发表,靠稿费救急。于是,从三月到四月,我写出《充员官》、《独身者的独白》、《爱情的刽子手》、《中国小姐论》等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华日报》、《联合报》、《人间世》杂志等,聊辟财源。那时刘凤翰在《幼狮学报》发表文章,稿费甚优,他说可以介绍我去投稿,我拒绝了,因为我讨厌蒋经国的救国团,当然也讨厌它的刊物。

我不但努力写作,也努力进修,忽然发神经,要把法文、德文同时学出个名堂。乃加入补习班,每周一、三、五学法文,二、四、六学德文。过了一阵子,有人问施珂:“李敖到底是法文好还是德文好?”施珂说:“那要看你是星期几问他。”最后,哪一种都不好,全都难乎为继了。

“四席小屋”虽好,但是每晚有老鼠在天花板上奔驰,未免美中不足;白天又因地处要津,每天客人不断,最多时候一天有十四个客人,附近环境又太吵。老太婆、少奶奶、小孩子一大堆。我虽在陋巷,但自己却先“不堪其扰”起来。熬了四个月,决定下乡。选来选去,在新店选到了一间小房,背山面水,每月两百元,于是我装满了一卡车的书,在6月15日搬到新家。新家是新店狮头路十六号,我订名“碧潭山楼”。所谓山楼,其实很简陋,不但通过陋巷,且要通过臭菜场与臭河沟,房子只是一间五个榻榻米大的小房,不过是钢骨水泥的,绝无鼠辈在头上奔驰,可谓一快。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浴缸可和二房东陶苏保一家分用。我独自一人倘佯山水之间,或入夜泛舟碧潭,或看廉价电影一场,极得孤寂之乐。我在房门外挂的牌子是:

也许在划船、在看电影或在吃饭,反正没离开新店。

可见我新店山居岁月的一斑。7月5日日记:

一个丰富的工作天,写出信四,卡片寄给胡(胡适),看《武士妖后》

钉架子,改了一百本作文,晚接客,景(景新汉)鼓(陈鼓应)吴大中(原

注:九年未见了!)少杰(张少杰)四人,十一时始归我所有,六小时写五

千字。

7月11日写《生活小偈》:

夜凉似水,几净灯明,小室独处,抽烟品茗,一念不起,心定神凝,静

中读书,浩(改“悠”字亦佳)然忘情。

7月12日写《女坏蛋的第一次试炼》:

下午研究所报名毕,将上车,鲍家麟等五个丫头忽莫名其妙地邀我,说

请我吃冰,七嘴八舌,述我的“影子”,诸如平光眼镜、军中放言、帽中女

人、信骂“莎岗”、遮日记给人看……不可胜数,我纵言反击之,极得豪迈

之乐,我以凤梨酥、坏蛋论、狗眼看人低等论揄之,了无所忌,又言偷看老

姚日记等事,使小鲍家麟以手帕遮小口大笑多次,真是开心。……

7月22日写《打水仗回来的感想》:

今天是周末,我看了一声《陷阱》,述小男孩恋白朗黛·李。下午大练

水泥石礅,昨天做的,工本十九元,一定要练出一个伟大的体魄不可。晚饭

番茄四只。独自泛舟归,三汉子三丫头已在座,又去划船,大打水仗,华俊

惨败,客散伏案,已一时矣。

报载留学生“学成”归台啦、王其允献唱拉,以及马戈之“叛变”啦,

华俊之欲飞啦,她们说侨生们之追莫宜春啦。《联合报》又退我稿子啦……

似乎每件事都可以引起我的一点小感想,想到头来,所感者只是一种,就是

不管别人怎样变化,不管别人怎样看我,我都不介意、不沮丧,我李敖就是

我李敖,我讨厌市侩之浮名,我讨厌被动,讨厌走这些青年男女所走的路,

“命运”注定我要走我的路,而山居独立,正是一个起点,我高兴我竟在二

十六年的“为外物所牵”的生活以后,竟能开始走上我真正该走的路,我不

能不高兴,当然在这种高兴里面有着相当比重的孤寂与叹息,可是这又有什

么关系呢?我是这么迷信我自己!迷信我自己所走的路!当我看到陈其龙和

他的女朋友。看到小丫头白白的膝盖,想到鲍家麟那白净聪明的小样儿……

也许我也未尝不稍稍起一点“伎求之心”,但是这些“妄念”很快地就被我

那对“重大的决定”的迷信打消了。打消得烟消云散,我看着善培送我的好

烟好茶,想到我已经不再是一个温情和多情的人,也许我愈来愈变得理智与

冰冷,对人淡漠,我没有办法不这样变,只有理智的独行特立可以拯救我自

己,我把我自己跟这些年轻人拉了条鸿沟,这是一条没有人肯去也没有人能

走得好的路,可是我走了,它给了我永恒安全与成绩,这三项安慰是任何欲

望太强心儿太浮的人得不到的。

这种感觉以后我也不多写了,我改用“着手研究毫不相干的一个小专题”

来消遣我自己。

7月29日写《病后小记》:

昨晚独泛看月出,忽得呕疾,午后新汉得电,惊慌前来,马戈亦“掩

喜”而至。今晚二人皆有约,皆跟小娘子快活去也。

准备考试,殊烦厌,此生将不复致力于此,夜来房外又是麻将一桌,

陶李(二房东的小男孩)睡去,小得安宁。我无法答复我的自问,我无法

否定女人与人生的意义,理论上我无法自圆,但在实行上,我至少可以

“这样活下去”,虽然没有女人,可是还可以活得很景气,技术上既然没

有什么困难,我反倒喜欢起“董事长”(孟大中)那句话来,“要那么快

乐干吗?”这句话真有它的分量,何况为了获得女人的肉体,不快乐的代

价不是记忆犹新吗?唉,算了,算了,还是一个人过吧。“要那么快乐干

吗?”

日来多申厌情(厌恶温情)之意,是乃大割(收割),悲情者,无动

于衷也;无情者,不形于外也;情之为物,与李敖实不相称,故只好去之;

去之唯恐不尽不坚,故厌之。

7月31日写《人间俗气一点无》:

留学考放榜,引起我许多感触,我觉得在默察人生上面更向前迈了一

步,好像我走的路,愈来愈跟他们隔得远了。我的思想现在显然是相当出

世的,出世得觉得“许多事是盲动,许多话不值得说”,因此我显然选择

了喜欢独处与不爱多说的路,我打不起劲儿去热中人事,我毕竟是反派的

人物,我不再能肯定世俗的荣耀与腾达,一个走到我这种境界的人,不会

再有寂寞的感觉,我不怕孤独,我不怕孤立。

想到死亡与牢狱,常常想到死亡与牢狱,我为什么不去做我喜欢做的

呢?我该笑“尘网”,在“尘网”中漏下来的没出息的“被遗弃的人”,

我就是一个。我突然发现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犬儒派,除了不在木桶里面

外,我实在找不出我走的方向与Diogenes有什么不同,这是一条多好玩的

路,一条永远可恃永远清净的路,做点有性灵的事,说点精炼过的话,写

几篇真正属于李敖自己的文章,无牵无挂,终此顽生,不亦快哉?

8月17日写《丽珍生日感言》:

送走又亮,已是下午,闭门静想,望着窗外的铁栏。如置身狱中。

是七巧,丽珍阴历生日又到了,决定无所表示,最后一次机会我也放

弃了。

台中十一日,连闻陈琪、张忠琳结婚。

台北方面,新汉似新欢正洽,善培、飞飞(黎鸿飞)乃至华竣方印

(梁方印)等亦采集团行动,在华侨新村等往来正繁,昨日拉我就食,我

拒绝,也许我从此失去了与王小姐接触的机会。

我的气息如此坚决,我甘心把我自己堕入孤独、小屋、幻想和工作里,

我不太倚靠理论,我只信任“实行上没有困难”,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

几乎没有顾忌地放弃了大量的“快乐”(某些种类的,也许是合乎自然律

的,可惜是高价而短暂的)。

刚才窗外一个穿浴衣的小女人即刻引起我的勃起。也许我这种强烈的

欲念与我走的“中古式的寂静主义”的道路太不相称,可是至少在目前,

我丝毫没有走回头路的企图。

两个月前迁居的时候,他们有的说我一个月会搬回台北,有的说两个

月,现在两个月了,我仍在新店如火如荼大张挞伐地过着“修道”生活!

我在变化,成功地变化,过去的李敖将不认识今日的自己,我不能不

惊叹于我的能力,我毕竟把我锻炼成一个我要变成的人,我不想后悔!

以上这些日记,都记录了我在新店山居时期的心境,我自勉自己走向狄阿杰尼斯式的“犬儒主义”的生涯,自强不息,但却倾向息交绝游,尤其跟女人的关系,我始终未能脱离修道院式的矛盾与困境。这种修道院式的自律方式,其实是禁不住试炼的。所以,一旦美女出现在我眼前并且易与的时候,我的形而上还狄杰阿尼斯,可是形而下却不狄杰阿尼斯了。这位美女,就是王尚勤。她是台大农经系四年级的学生,我虽认识她哥哥、妹妹,可是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的公车上,我才碰巧认识了她。我约她来“碧潭山楼”一次,她是我新店山居九个半月中,唯一一位与我单独在一起的女人,这年3月29日,我就搬回台北了。“碧潭山楼”的房子和简陋家具,都移给陈鼓应了。

新店山居给了我许多退伍以来的新经历,比如我终于接近了大自然(那时碧潭还没被污染)。比如我终于睡上了木板床(在“四席小屋”睡的是行军床)、比如我终于考上了研究所(两年前为了回避“罗”考研究所,我没报名)。……新店山居虽有很多新经历,但是一个老经历还是没有解决,就是穷困。在给姚从吾老师做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助理的时候,因为该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完全上轨道,所订一些规章不尽理想。在助理人员发薪上要拖上一阵子,就是一例。我身受其害,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因为他是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信中说:

我们做助理的人与研究讲座教授和领甲乙种补助的先生们不同,他们

有教授、讲师的本薪,补助的钱对他们是“安定费”,是本薪以外的“补”

与“助”,可是我们“助理级”的就不同了,早几天或晚几天发薪对我们

所生的影响是不能跟他们比的,每月唯一的一千元,它是我们的本薪,它

迟迟不发,对“专任”两个字是一种讽刺,并且使我个人不好意思再向姚

先生借钱,使我三条裤子进了当铺,最后还不得不向您唠叨诉苦,这是制

度的漏洞还是人谋的不臧我不清楚,说句自私的话,我只不过是不希望

“三无主义”在我头顶上发生而已。

胡适收信后,在7日就限时信寄到我新店山居,他写道: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

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找他吧。”

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

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

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

法补救。祝你好!

胡 适 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胡适是我爸爸的老师,虽然他早已忘了我爸爸的名字。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谢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除了少了一千元外),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吗?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为了救急,我只好动用胡适寄来的一千元。但我决定不把这一千元做为赠款,只做为贷款,我决定借用一阵子后,把钱还给他。

我在10月10日回信给胡适,表示我对他的感谢。信中细述了“李敖先生”的一些身世,其中包括我跟严侨的关系,和在严侨被捕后、死去后,我如何受到胡适自由主义的影响,因而在思想上得到新的境界。这封信写得很长、有五千字,写得很动人。我听说胡适收到信后,深受感动。他拿给几个人看,其中真巧,在10月28日叶明勋、华严夫妇去南港看他的时候,他把信又拿出来,因而从这对夫妇口中。得知了一个惊人的大消息——严侨并没有死,他还在世,不但在世,并且已经出狱了!

11月11日的早上,姚从吾老师在研究室中,从皮包里拿出一封信,当面交给了我。信的全文是:

李敖先生:

有个好消息报告你。

严停云女士(《智总的灯》的作者)和她丈夫叶明勋先生昨天来看我。

他们说,严侨已恢复自由了,现在台北私立育英中学教书。他喝酒太多,

身体颇受影响。

我盼望这个消息可以给你一点安慰。

胡适 1961年10月29日夜

胡适在信封上写“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他不把这封信付邮,显然是怕被国民党邮政检查,对我不便。他真是细心的人,细心得不露痕迹,真是老到感人!

严侨没死,太好了,透过华严,我得到严侨的地址,当天下午我就决定去看看他。看他的感想,我有一封信给胡适,提到重见严侨,说:“七年隔世,他真老了,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口中的酒气,没有任何一点能证明那是四十二岁的壮年!”这都是实情。严侨那时住在新生北路的陋巷里,住的是一幢老旧日式平房,我走进玄关的时候,他喊我名字,跑过来,抱住我,流出了眼泪。一切都有了改变,除了他炯炯的眼神和手中的酒瓶外,真的一切都有了改变。他绝口不谈在火烧岛的事,他只摇头又摇头,痛苦地说:“不好受!不好受!你千万不能到那儿去!”那天正是1961年11月1日,正是我在《文星》杂志社发表《老年人和棒子》的同一天,我顺便带了一本去,他坐在破旧的藤椅上,仔细看了我的文章,核对了我的几段译文,夸奖我翻译得好。最后他放下了书,严肃地对我说:“我真的不要你这样写下去,这样写下去,你早晚要去那个地方!”

严侨回忆他被捕后,十分担心我也会出事。他判断我写给他的信一定同时被搜走了,那封信不满现实、攻击国民党,也许会带给我麻烦。严侨说他前后坐牢,一去五年,他认为他是托严复之孙等原因之福,总算判得比别人轻。当时我也这样想。后来我入狱前后,听说承办严侨案子的是调查局专员史与为,史与为承办过无数“匪谍案”,但他自己最后却被国民党当成“匪谍”,判过三次死刑,最后处死。临死前他跪在新店空军公墓后面的死刑场,向天哀鸣,说:“老先生(指蒋介石),我不能追随您回大陆了!”如果史与为是真共产党,他在严侨案子上必然会做手脚,为同志开脱,这倒可能是严侨被轻判的原因吧?

严侨那天又告诉我,他被捕后,严师母北上投亲所遭遇的人间冷暖。辜振甫他们简直是把家门关了起来,对严师母和三个小孩概不援之以手。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也无异托“孤”!)自己跑去做下女(女佣——编注)——并且是给外国人做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胡适给我报告严侨的信,由姚从吾老师代转,乃因他们是师生关系,而姚从吾老师正好跟我也是师生关系。1958年,胡适来台,主动安排我和胡适见面的,就是姚从吾老师。历史系老师虽多,但跟我关系最深的,不是别的老师,而是他。姚从吾老师做过北大历史系主任。河南大学校长。他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我心想物理学上光比声快,此之谓也。他的声音中气十足,道地是河南男低音,配合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严然一副中原老农相。他冬天穿两种衣服,一件是灰色西装上衣,衣奇大,是从估衣市场买来的旧货;一件是阴丹士林长袍,长袍下有白衫裤,白衫裤与短袜子间,永远露出一截小腿。说来也许奇怪,姚从吾老师在我大二教我《辽金元史》(上学期他给我八十六分,下学期八十八分);大三教我《史学方法》(上学期九十四分,下学期八十六分);大四指导我写“论文”(九十四分),但我总觉得,在学问上,他对我的影响极为有限。尤其大四写论文,他对我实在没有什么指导可说(为了跑图书馆,他倒给我写了不少名片)。我敢说,他对我的论文——《夫妻同体主义下的宋代婚姻的无效撤销解消及其效力与手续》,全无研究。他只能给我改一处笔误而已。我在论文第二章第四节《外姻而尊卑为婚》内,徽宗“政和八年”条下原注说:“政和只七年,洪迈此乃重和元年之误,是年为一一一八年。”姚从吾老师看了,加注说:“政和共八年短两月。”“重和改元在戊戌十一月己酉朔(《宋史》卷二一)。”他又拿给赵铁寒看,赵铁寒也加了一注,说:“……政和八年戊戌,是年11月1日改元重和,见李极《宋朝事实》卷二及《宋史》徽宗纪,洪(迈)氏不误。”写到这里,就看出姚从吾老师的伟大处。他对我的论文不在行,但他与人为善,不耻下问,拿去给赵铁寒看。赵铁寒是师大教授兼办《大陆杂志》,回信给他说:“‘李君天分很高,能放大找材料,更长于组织与剪裁。剖析问题,如剥笋如抽茧,有探骊得珠之妙。至偶有荒疏之处,青年人常情,不足为玻’我公赏识足以服众也。”其实,赵铁寒也未必对我的论文在行,也只是改笔误而已。事实上,我的成绩,在台大已经极为突出,识货的教授们早已寒我。这由后来考研究所的一幕上可知。考研究所口试,众教授(姚从吾老师在内)环坐,但没人“敢”提问题考我,最后主试者文学院长沈刚伯问了一句:“你还要穿长袍吗?”遂在大家一笑状态下,考取了。这个故事,使我想起科学奇才欧本海默,欧本海默在哈佛读书,三年时间就修完四年功课,二十三岁到德国哥丁根大学,三星期就得到博士。他的量子力学论文使主考教授甘拜下风,主考教授在口试后说:“幸亏我趁早开溜,他已经反过来向我发问了!”赵铁寒说姚从吾老师赏识李敖“足以服众”,这倒是真的呢!姚从吾老师天资不高,在学问上,虽然与他的际遇和努力不太相称,但他在学问以外方面,对我倒启迪颇多、帮助颇多,令我一生感恩难忘。我在1963年1月1日的《文星》第六十三期里,发表“十三年和十三月”,轰动一时,其中有一段谈到他和我的关系:

新店乡居是我二十六年来最淡泊。最宁静的日子,这段和自然接近的

生活给了我深刻思考的机会,在青山里、在绿水边、在吊桥上,我曾细想

我该走哪一条路,怎么走这条路。

多少次,在太阳下山的时候,我坐在姚从吾先生的身边,望着他那脸

上的皱纹与稀疏的自发,看着他编织成功的白首校书的图画,我忍不住油

然而主的敬意,也忍不住油然而生的茫然。在一位辛勤努力的身教面前,

我似乎不该不跟他走那纯学院的道路,但是每当我在天黑时锁上研究室,

望着他那迟缓的背影在黑暗里消失,我竟忍不住要间我自己:“也许有更

适合我做的事,‘白首下书岑的事业对我还大早,寂寞投阁对我也不合适,

我还年轻,我该冲冲看!”

于是,在寒气袭人的深夜,我走上了碧潭的桥头,天空是阴沉的,没

有月色,也没有星光,山边是一片死寂、一片浓墨,巨大而黑暗的影子好

像要压到我的头上来,在摇撼不定的吊桥上,我独立,幻想,更带给自己

不安与疑虑。但是,一种声音给了我勇敢的启示,那是桥下的溪水,不停

的、稳健的、直朝前方流去、流去,我望着、望着,不知什么时候,出现

在我眼前的溪水已变成稿纸,于是我推开《窃愤录》,移走《归潜志》,

拿起笔,写成了投给《文星》的第一篇文字——《老年人和棒子》。

《老年人和棒子》登出的时间是1961年11月1日,那是《文星》第四十九期。我终于把自己投进急湍里去了。没投阁先投水,这是自己作弄命运。这一转向,固然是我性格上不甘于“白首下书岜,另一个原因,也是我困于生计使然。原来助理薪水三月一发,又不准兼差,寅支卯粮,也得支得到粮才成,可是从何支起?何况我在夏天又考上研究所,按任用助理的规定,助理是专任,研究生不能做,所以专任助理的上千元薪水没有了,只能拿研究生的研究费四百元,四百元对我,显然无法做研究。当时姚从吾老师打算由杨培桂接替我的助理职,由杨培桂把台北商职的教员职务让给我,算做私下交换。可是北商那边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坑要填校长自己人,不同意杨走李来,所以最后也泡汤了(施珂离台前,想把成功中学的教员职务让给我,也被校长拒绝,理由同上)。当时我所以考研究所,自信考取后虽然丢了专任助理职务,但因为研究生可兼助教,所以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料考取后,沈刚伯为了抵制我,突然废除了研究生兼助教的规定,硬定另聘助教,所聘者王德毅等人,却都是考不取研究所的。这种措施,当然使我不服气。后来我弃研究所不念了,沈刚伯见我走了,又恢复研究生可兼助教了。

1961年12月13日,我有长信给姚从吾老师,其中说:

长期会的本意在安定学人生活,在长期经援的安抚下,我这个邪学人”

也分到一千元(配济、房子、图书费、车马费兼而有之)。这个数目,仅

够维持一个学生的最低的生活,而不是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

一个学人的最低生活标准是一间安静的小房(不是十人一间的宿舍),

深夜可看书(不是在宿舍偷点蜡烛),每月可以买几百元的书,看两场电

影,吃一次老爷饭店(虽然我从来没去过)。……我对生活标准看法是,

一个敏感的青年人,他的精神已经痛苦大多,我们没有理由再要求他在肉

体上、生活上,再吃更多的苦;没有理由说他租一间小房,逃开城市和俗

人的喧嚣,每月花光一万个一毛钱是奢侈!

五年的宿舍生活,一年的军中生活,使我深深感觉到:群众是独立思

考与做学问的敌人。……没有人相信我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老子的余荫,

没有人相信我要筹还大学时代的零星旧债,没有人知道我为买书而存下半

年吃早饭的钱。

我想起《车轩笔录》中的那个故事。范仲淹奇怪那个孙秀才为什么年

轻有为却“汲汲于道路”,当他知道孙秀才志在“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

的时候,他决定做此人“日可得三千”,为了使其人能“安于为学”。十

五年后听到孙秀才变成一代大儒孙明复了,他忍不住感慨说:“贫之为累

大矣,倘索米至老,则才如明复,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也许我真该后悔我念这个研究所,每月四百元公费。能专心研究什么?

如果为生活不得已去“汲汲于道路”,把青春的兴趣浪费在穿衣吃饭上,

那倒不如干脆去近史所或“国史馆”来得好!(我不觉得我不够资格,至

少“成绩单”不如我的同班同学都在那里受着“高酬”。)因为那些地方

至少把我的学力、兴趣与谋生打成一片,学问即在饭碗中,饭碗即在学问

中,不必靠偷改作文或乱写稿子来赚外快。

我并不是计划告别学问,可是我知道学问对于我,目前简直是一件奢

侈品,做学问需要大量的安定与气质,至少对我这种“内多欲而外好学问”

的人是如此。顾翊群是安定的代表,萧启庆是气质的化身,而我却什么也

不是。基于这种自觉,我觉得我不能再恋栈了,我觉得我不配做您的助手,

您的研究室里也不该收容这么一个文化浪人。……

姚从吾老师收信后,不但写信给我,“提出一千元,送供需用”,并且一天写了三封信给萧启庆,其中说:

李敖怕是很苦了。……他昨天又写一长信给我,很引起我的同情。但

我已把款备好了,预备今天(礼拜六有课)给他,他又没有来,只有请您

多跑一趟了。我很抱歉的是:1.兼任助理遭到意外的挫折。2.北商分校

教书,也须等明年一月内或二月初方可确定。3.李兄个性强,又不随便接

受他人的帮助,您又不在,无人劝解。4.我在北平时颇有办法。现在,往

往自己陷于困境,一筹莫展。奈何!这一千块钱,请他收下,以供急用。

……

萧启庆那时正在北投复兴岗当兵,他收到信后,在17日到21日间,又给了我三封信,最后一封说:

昨日去台大访你,结果听说你已好几天没去了,结果遇着姚老,他又

要我去新店“劝”你,我虽然答应了他,但因公路局不帮忙,等了半小时

车都不停,一气之下,乃径自凯归复兴岗了,若遇老头,就说我去过了。

……星期日早晨我去拜访你,能否在府稍候?

陶老三来一信,也附在信里奉上。

萧启庆信中提到的“陶老三”,就是陶晋生。陶晋生是陶希圣的儿子,在历史系比我高三班,他和我一起给姚从吾老师做助理,后来留学美国。陶晋生能当上助理,固然由于他本人的程度不错,但是陶希圣过去在北大教书,又是北大毕业生,和姚从吾老师有交情,也有以致之。这时姚从吾老师见我生计困难,认为陶希圣欠他的情,颇想把我介绍到陶希圣主持的“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编纂委员会”,暂时糊口。他把这意思告诉吴相湘老师,吴相湘老师极为赞成。因为他一直想拉我搞近代现代史,由于姚从吾老师是他的老师,挡在中间拉我搞中古史,他就一直不便多说。这回是姚从吾老师的意思,他自然乐为奔走。他跑去找陶希圣,陶希圣立刻表示欢迎李敖去。不料姚从吾、吴相湘两位老师兴高采烈地告诉了我,我却面有难色。我表示陶希圣是汉奸,又是国民党中的红人,我实在不愿意和他接近。吴相湘老师说:文献会并非陶希圣一个人的,罗家伦也是主持人之一,并且你去只是帮忙编民国开国时史料,是以整理辛亥革命史为主,可以发扬先烈们的幽光潜德,跟陶希圣的身份有什么相干?国民党史料不开放,你去可以趁机看到一些史料,“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还是去吧!姚从吾老师也劝我不妨暂时去,他说他和胡先生(胡适)也谈过,胡先生说不妨去。在两位老师的劝说下,我说既然如此,我就暂时去混碗饭吧!就这样的,我就上了“贼船”,虽然最后因为不能“从贼”而被开革,但回首之余,仍不无悔恨。悔恨我实在不该上船。去文献会工作是我结束新店山居的最大原因,在我到文献会后两个月,我便搬回了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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