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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星沉(1966―1970 三十一到三十五岁) 1968年3月31日《文星》结束后,4月6日的英国《经济学人》登出报道,这一报 道,国民党“新闻局”在4月19日出版的内部刊物《国际舆情分析》里,有了秘密的 翻译: 台北《中央日报》曾刊出一节广告说:“购买文星书刊的最后机会。”这家台 湾最富生气和最有名气的出版机构,就这样地宣布它关闭之意。上月底文星书店关 闭,国民党保守派已把台湾发表自由言论的最后机构封住了。 文星书店的开办完全为了商业利益,到了1960年它交上了好运,《文星》杂志 因刊载批评保守的文化政策,受到学生广泛地欢迎。该杂志曾讨论过关于西方和 “中国文化”的价值问题,甚至论及政治自由化和给予青年更大自由的要求。虽然 这些问题是以“中国”的含蓄方法来讨论,但在台湾谈到这些问题需要相当的政治 勇气。 虽然它有若干作者因偶尔与当局官员发生冲突而致被免职和下狱,可是《文星》 杂志能比其他敢言的刊物寿命较长,主要是因为它有朋友高踞要津。但两年前《文 星》触犯了台湾不成文法,指名批评国民党第四组主任谢然之,并对“总统”亦有 微词。《文星》杂志的登记执照被吊销一年,《文星》书店董事会改组,使之容纳 更多的国民党党员。从此《文星》杂志一直不准许复刊,但《文星》杂志继续有它 影响力量,并对青年成为一种吸引力。 大约一年前,国民党暗中支持和经常预言当局政策的《中华杂志》攻击《文星》 “走共党同一路线”。该杂志要求以勘乱时期阴谋制造分裂的理由,关闭文星书店。 同年三月替补的董事名单拟定了。 文星书店之关闭系根据最近台湾权力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其理由 是禁止浪费,“改良当前社会风气”,并指令增加大众传播的爱国内容。“台湾当 局”显然’害怕日趋繁荣的台湾会受到更大民主的压力,所以尽量减少台湾目前容 许的自由限度。 《经济学人》的报道,是很简明扼要的。其中提到国民党暗中支持和经常预言当局 政策的《中华杂志》,正是胡秋原的杂志。胡秋原也许高估他做了一定程度的推波 助澜的效忠工作,事实上,国民党本身就是要消灭《文星》,没有推波助澜。波澜 本身还是波澜,在波澜之下,“星沉海底”,根本是早晚的事。李商隐写《碧城诗》, 其中两句是:“星沉海底当牖见,雨过河源隔座看。”与文星同归于“禁”也同归 于尽的我,目击了《文星》的一切,不论是“当牖见’还是“隔座看”,看见它生 前死后,的确有不少沧桑。其中最沧桑的是萧同兹,他真可谓无端受累,卷入《文 星》,把几十年培养的党国关系与人事关系,毁于一旦。如今他墓草久宿,我真愿 他灵魂安息;其次是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她为《文星》贡献了青春,也是无端受累, 卷入别人的理想活动,赔上她自己辛苦的店面和一生的事业,最后还家庭破碎,与 丈夫和“新女性”对簿公堂,老境堪怜,依子而居,我要特别祝福这位既婉且坚的 伟大女性。 文星书店结束后十六年,1984年6月5日,我有信给萧太太朱婉坚,我说: 回想十九年前,在国民党掐死《文星》杂志的时候,我曾说:“《文星》是一 道主流,虽然这主流反对国民党,但反对之道,还有规格可寻,还可聚合各路细流, 成为高明的导向;《文星》一旦没了,主流就会变成乱流,国民党早晚会更惨,还 要赔上“国家”的命脉和别人的青春。国民党有一天会知道:当一切情势改变了的 时候,他们将欲求有《文星》而不可得!甚至欲求有《自由中国》而不可得!他们 那时候才会发现――迟来的发觉――《文星》。《自由中国》式的反对他们,是太 客气了的!可惜笨得要命的国民党永远不会明白,他们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马歇 尔说国民党会做好事但总做得太迟,他的看法,真是一针见血了!” mpanel(1); 我写这段话正值党外杂志乱流四起、国民党当局焦头烂额的当口,我佩服我李敖是 最准确的预言家,还算吹牛吗?他妈的国民党,真是报应啊! 论断李敖在《文星》兴风作浪之功,不管《纽约时报》或《经济学人》所登, 都从正面着眼,实不足为李敖光宠,我该引一段负面观点的论断,以概其余。1966 年2月21日的《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上,登出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的 长篇大论,其中“发展之程度,早经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项下,有这样 的话: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 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 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台湾研究中国文化者、 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当局”官吏、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 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 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括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 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 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 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 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欧八桑’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 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都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感 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括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 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及全国民党员是 “这种人的耳括子早就该被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 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台湾之法律是 “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哪一点比那用叉子 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 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而此 处仅随意摘举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刀” “打耳括子”之行动,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台湾与世界友邦之感情, 使台湾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 已笼罩于全台湾。举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 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谢”他,“感谢”他真是我的知己。 我这些短于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地肯定于亲 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 如今,在《文星》被封多年,回看它的生前死后,的确也看到不少的沧桑。在 《文星》上追求理想的那些战友们(事实上是唯李敖马首是瞻的人们),有的已经 死亡,有的已经隔世,有的已经变节,有的已经自毁历史,卖友求荣,手数着钞票, 脚脱离战场,不识大体地重新自文化人变回到市侩。……但是,不论怎样地浮云事 变,我李敖绝不心灰意懒,我不在乎那些战友的来去,不在乎个人的浮沉,我关心 的只是理想的追求,在追求理想的大目标下,我不怕孤立,照样勇往直前。 在《文星》共事和共患难的过程里,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对我言听计从,没有 任何怨言,表现了萧同兹的大家风度,这是很令我怀念的。现在我还保有萧孟能写 给我的感恩信,说:“我是多么地感谢你!”(1962年7月6日)说:“您使我扬名 吐怨气,万分地感谢。”(196年12月17日)虽然这些感恩,在多年以后,都被“正 人君子”忘光了! 《文星》的“星沉海底”并不等于李敖的“星沉海底”,因为国民党对李敖的 秋前算账和秋后算账一直没有停止,所以李敖这颗文星之沉,还在进行式。首先是 对我的书大撒禁网。从我在《文星》最早出版的《传统下的独白》,到最后自行出 版的《闽变研究与文星讼案》等书,全被查禁。这时我三十一岁,眼看前路荆棘, 似无靠笔杆维生的活路,乃宣布出版《李敖告别文坛十书》,得款做本钱,改行去 卖牛肉面,在9月3日我有信给余光中,其中一段说: 我9月1日的广告知你已经看到。“下海”卖牛肉面,对“思想高阶层”诸公而 言,或是骇俗之举,但对我这种纵观古今兴亡者而言,简直普通又普通。自古以来, 不为丑恶现状所容的文人知识人,抱关、击析、贩牛、屠狗。卖浆、引车,乃至磨 镜片、摆书摊者,多如杨贵妃的体毛。今日李敖亦入贵妃裤中,岂足怪哉!岂足怪 哉!我不入三角裤,谁入三角裤? 我又说: 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宣纸的小折页册,正好可做签名之用。我盼你能在这本 小册的前面,写它一两页,题目无非“知识人赞助李敖卖牛肉面启”之类,然后由 我找一些为数不多的我佩服的或至少不算讨厌的人士纷纷签它一名,最后挂于牛肉 面锅之上,聊示“招徕”。此“启”只负责“赞助”,不负责牛肉面好吃与否或有 毒与否,大家尽可安心签署,不必回家抱着老婆吓得睡不着觉也! 那时我在文坛余威犹在,势利眼的余光中还买账,他写来了赞助启,全文如下: 近日读报,知道李敖先生有意告别文坛,改行卖牛肉面。果然如此,倒不失为 文坛佳话。今之司马相如,不去唐人街洗盘子,却愿留在台湾摆牛肉摊,逆流而泳, 分外可喜。唯李敖先生为了卖牛肉而告别文坛,仍是一件憾事。李先生才气横溢, 笔锋常带情感而咄咄逼人,竟而才未尽而笔欲停。我们赞。他卖牛肉。,但。时。 不赞助他卖牛肉面。赞助,是因为他收笔市隐之后,潜心思索,来日解牛之刀,更 合桑林之舞;不赞助,是因为我们相信,以他之才,即使操用牛刀,效司马与文君 之当炉,也恐怕该是一时的现象。是为赞助。 卖面大业,后来格于环境,我只变成理论家,转由张俊宏、黄华等小朋友变成 实行家,直到他们再格于环境,做垮为止。 印《告别文坛十书》要登广告,不料情况迭起,那时《中央日报》执各报牛耳, 只好找它登,且因跟它的广告主任商钟认识,乃去交涉。8月30日上午十点去《中央 日报》,商钟说他正设法斡旋,总经理已同意,再与该报头子国民党大员曹圣芬商 量云云。下午五点再给我答复。五点再去,已同意登第四版。商钟说曹圣芬最后还 要删去“卖牛肉面”等话,经他建议,始全部照登。我借到钱,再去《联合报》加 登两天,竟遭阻力。9月1日的因已收我款,不好拒绝,只好照登。《联合报》的收 费小姐并遭官腔。《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方面亦然。本已答应加登两 天,下午去缴款,竟遭拒绝,并要连9月1日的都退给我,力经交涉,答应至少9月1 日的照登。《民族晚报》方面因为认识人,又看到《联合》、《征信》两报收据, 乃照登。《自立晚报》经找戴良等,又鉴于《民族晚报》已登,乃照登。在《自立 晚报》社,在该报走红的柏杨跑过来,高叫:“李敖哇,你自杀算了!这个岛上没 有你的活路!”我笑而不答。不料麻烦还没完,《中央日报》方面又有变化,9月5 日我去找商钟,说:“你们说我的广告先登第四版,若一版一有空,就让给我。你 们看今天《中央日报》的第一版的丧事广告,9月2日死的,今天就见了报,可见有 位置,否则的话,难道死人还预约吗?”经交涉结果,答应我登第一版一次,并续 登二次。可是还是言而无信。这事引发我到“法院”告了曹圣芬,法院是国民党的, 当然告不成。 广告出情况后,印书接踵而至,11月9日,情况来了。发生在台北雅江街三十五 号装订厂,跟我共患难的陈平景有记录如下: ……五点五十分左右,二分局派行政局员娄(山东人,济东蓬莱,后查出名娄 振岳)率彪形大汉四人(后始知其中一人姓那,又一人姓单。然不露面者,不知几 人,居民围现状至热闹),着便衣,找敖之,告以上级命查禁《乌鸦又叫了》及 《孙悟空和我》二书。时左已将《孙悟空和我》约千五百本包好装在板车上,正拟 运出。 敖与娄均态度平静,敖之谈笑风生,颇见功力也。然厂主林某因事出仓卒,且 无经验,顿时面如土色,喃喃喊苦。 六时半二分局长郑(福建人,后查出名郑文杰)来,人矮、着西装,状颇文雅。 详讯印书情况,及奉命查禁之情形(只说上级,未说内容)。又市警局派黄某(福 建人,认识柏杨,管书刊查禁的)来,红色警车来三次,拉走已上车之《孙悟空和 我》及已装订未装订已叠未叠里封外封等,又拉走《乌鸦又叫了》全部未装订、里 外封及海报。嗣因警车太慢,分局长下令雇一板车来。时张、左均离开,敖及平景 与之周旋焉。 敖嘱平景外出一次…… 八时郑命三警员继续搜查工厂,请敖之到警局谈,敖说:“我的朋友陈先生还 要上课,他可否先回去?”郑不准,共到二分局。 九时吃了四菜二汤。市警局副局长来,只一露面。郑局长介绍“这是李先生”, 与在吃饭之敖之打招呼。 旋由娄讯敖之,至十二时十分。郑在分局长室与市警局副局长闭门而谈。工厂 林厂主十一时偕三警员来,手抱剩余之书及纸等,在分局长室密谈。林太太抱小孩 来,敖之说你丈夫不出来,我绝不走,请放心(林十二时离开分局)。 十二时二十分离开二分局,共抵家,筋疲力尽矣! 到了第二天,装订厂四面警卫重重,对面且有便衣二人监视,当是警备总部政 工人员。声言不准带走任何东西,林厂主恳求我们离开,我们觉察到所禁之书,绝 不止于昨天那两本。傍晚幕后人曝光,警总政治部李中校等二人出面,邀我一谈。 李中校即李国谨,此人握手时如瘫痪病人、手软如棉,一点力量都不用,十足政工 嘴脸,先使人了自指掌。他通知我,《李敖告别文坛十书》中,《乌鸦又叫了》、 《两性问题及其他》、《李敖写的信》、《也有情书》、《孙悟空和我》。《不要 叫吧》等六本书全被查禁;《妈离不了你》、《传统下的再白》、《大学后期日记 甲集》、《大学后期日记乙集》在涂掉蝴蝶页及封底后,可以发行。我问他如何涂 掉?他说用大橡皮印沾黑颜料盖上去就可以了。后来我如法去盖,他又改口不同意, 因为盖得不够理想仍有字迹透出,读者还是可以看到上面的字,而所谓上面的字, 不过《李敖著作十九种》的书名而已!最后他同意的条件是撕掉蝴蝶页和封底,才 准放行。我当时因读者来预约,无法应命,十本书能给读者四本也好,只好同意。 这次告别文坛十书,出得如此狼狈,使我对读者实难交代。直到十三年后我复出, 我才对向我“归队”的读者表示,我愿此生赠送我自己出版的所有的书,以为补偿, 但读者很体谅我的处境,他们当年花了二百元预约,绝不好意思没止境地收我自己 出的书,所以送了一阵,也没人计较了。 我“读书破万卷”,从没见到古今中外有国民党这种动辄在装订厂抢书的“德 政”。一般干涉意见自由的当局,方式有二:一种是预防制,包含(一)检查制、 (二)许可制。(三)保证金制、(四)报告制。另一种是追惩制。按照国民党自 订的法条,对报纸杂志的出版,采用预防制中的许可制,兼采追惩制;对书籍或其 他出版品,采用追惩制。但追惩依法应在出书上市后、送审后,岂可非法跑到装订 厂去抢未成书、未上市、未送审前的折纸与毛坯?由此可见,国民党既不能假民主 地去实行大大方方地事后追惩制,又不能真独裁地去实行爽爽快快的事前预审制, 只能行这种偷偷摸摸的“挂羊头卖狗肉”制,而这种制,却是最毒辣最整人的一种 制:因为若行事后追惩制,则在送审后、查禁前,至少有两星期让人卖书的法律机 会与活命机会;苦行事前预审制,则小民至少可以遵循文警大人的圣旨,知道何者 可印、何者不行,至少不必黑字印在白纸上,再给抢走,这样岂不是枉赔检字费、 排版费、校对费、打样费、制版费、印刷费、纸张费、管理费?……但国民党的毒 辣与整人,作用正是在此!它就是让你生米煮成熟饭后,再造成你的损失,使你进 退两难;使你不但卖不到钱,反倒要赔印刷厂和纸行的钱!反倒要补偿读者预约来 的钱!试问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造成损失,又有几个争取言论自由的志士仁人受 得住呢?国民党统治的真不愧是“言论自由”的“民主台湾”!他们从不放弃言论 自由,但可使你放弃自由言论!他们从不行独裁的预审制,但可使你领教他们行的 是“预抢制”,预审多麻烦呢!多不民主呢!审都不审,就这样“人不知鬼不觉” 地来番暗箭伤人,又多“禁书如草不闻声”呢!又多妙呢! 在当局对我的秋后算账外,胡秋原他们也没闲着。他们利用他们取得的一封信, 对我落井下石。 1966年11月7日,在台北妇女之家举行声讨李敖大会,“邀约了 国青民三党人士和若干文化界的朋友三十人”,(有陈启天、胡秋原等等,最令人 不可思议的,当时我已离《文星》,《文星》实际老板萧孟能竟然还派胡汝森去参 加呢!)开会斗倒李敖。徐高阮等当场油印公布了我在新店山居时给胡适的信,并 把我一状告到警备总部。在声讨李敖大会后第九天,胡秋原在他的当局奖助的《中 华》杂志上(第四卷第十一号,总四十号),发表“徐高阮先生公布的胡适先生收 到的一件信”,于是我这封信,便从敌人手中公之于世。这信后来港台书刊颇多转 载的,当然是《中华》杂志创办以来,最好销、最好看的一篇文章。我真的很感谢 这些要把我送到警备总部的“文化人”,因为只有他们这样为我“捧场”,这封信 才得以公之于世、不被查禁。要是我自己公布了,一定就被当局封杀。所以他们真 “害之反足以成之”了!结论是,徐高阮等公布我的信,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信 是我写的,我当然大丈夫敢做敢当。总之,我不怪他们公布我的信,我只是对他们 公布的动机和目的,感到要吐白水而已。 徐高阮做了这件事后,据我所知,为他的许多朋友所不谅。有的认为他“卖友 求荣”;有的认为“难道胡适把这信给你看是叫你告密的?”有的认为“信在你手 中一年后,你才告密,证明你就是‘叛逆分子’!”有的认为“知识分子如此借刀 杀人,太卑鄙了!”……不一而足。而我自己,却毫无愤港之情,因为我深深了解: 徐高阮等是变节的共产党,变节的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人类,不是吗?变节的 共产党是永远无法调整他自己的,碰到这种人,又有什么好意外的呢?可笑的是胡 适为人坦荡,竟误信徐高阮这种红色变节者,竟把李敖的信给这种人过目,结果死 后给李敖险些惹来大麻烦。人世奇缘,想来不无好笑!我被告到警备总部后,由保 安处魏宜智组长主持,把我约谈多次,每次早出晚归,并没过夜。严侨却被再度捕 去,关了三十天,调查他同我的关系。魏宜智组长精明能干,同我说话的时候,甚 至可以整段背得出我信中的话。最后,在他研究清楚了这是徐高阮等私人的借刀杀 人之计,研判若由官方出面整我,对官方不利,乃不了了之。徐高阮等的卑鄙阴谋, 才没有得售。而严侨本人倒有不幸中的幸事,那就是这回可真结结实实地戒了三十 天的酒!――可见酒是可以戒得成的,谁说坐牢没好处? 在整个公布李敖给胡适的信的戏路里,最有趣的一项,是国民党们对这封信的 种种离奇解释。胡秋原《中华》杂志登徐高阮在声讨大会上的谈话,报道徐高阮说: “这一封信是1961年门月间胡先生交给他的。当胡先生交给他的时候,态度虽不严 肃,也不轻松。约四五日后胡先生即入医院,再出院不久就逝世了。他现在对社会 公开这一封信,而负一切的责任。”徐高阮的结论索性直指李敖是“对敌人投降的 叛逆分子”了。《中华》杂志又登胡秋原的读后感则更干脆,根本点破李敖是“匪 谍”了,并且还是向胡适施用“统战”的“匪谍”呢!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鞭胡适 的尸,说胡适也是“匪谍”?因为胡适也涉嫌“知匪不报”啊!不但不报,照他托 姚从吾转信给李敖的鬼蜮行为看,他不但“知匪不报”,还给“匪谍”师生牵线呢! 到了1967年,我三十二岁,秋后算账仍不停止,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部长郑 彦囗亲自下令“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发交侦办我,4月8日以“妨害公务”被提起 公诉。自此官方正式配合私方,以诉讼手段形成夹杀。 这年4月14日,我在极艰苦状态下义助殷海光看病,救了殷海光一命。原委是这 样的。1961年11月,我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以后,殷海光在台大文学院碰到我― ―这时候我们已经两年多没见了,叫住我,说:“你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提到 的江亢虎是谁啊?”我告诉了他。正巧姚从吾老师走过。殷海光叫住他,指着我说: “此一代奇才也!”姚从吾老师立刻答道:“你们两个都是奇才!”那天小聊之下, 殷海光很高兴,约我到他家去谈谈,我随手交给他我给胡适的信的副本,约好第二 天去看他。于是,近五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殷家。殷海光这回大概真的发现了我的 不简单,他显然承认了我的蛟龙地位。他说我给胡适的信深深感动了他,信中提到 的严侨,是中国伟大知识分子的代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严侨,都在国共斗争中牺 牲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哭了起来,使我大为感动。这一次谈话非常投机,他 要到我碧潭山居来看我,我同意了。不久他到碧潭来,他教我如何煮咖啡,我穷得 买不起咖啡壶,只能提供烧开水的铝壶做工具,他抱怨壶有油质,煮咖啡不好喝, 我很惊讶他在喝咖啡上如此考究。我们大谈了一下午,然后到吊桥旁小店吃鱼。殷 海光的怪毛病是:他刚见到一个人,经常是不讲话,态度也不友善,一定要“暖车” (warm up)以后,他才逸兴横飞高谈阔论不止,这时候他也有说有笑,与常人无异。 但是下次见面时,他又要重新从那种死样子开始。一些人不了解这怪毛病,常常在 一开始就被他气走了。这次殷海光到我家,怪毛病倒颇为从简,大概他怕我以其人 之术,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很快就了无拘束地聊起来了。 那时候《自由中国》已经停刊一年多了,我向殷海光谈到两点:第一,雷震搞 新党,以雷震对国民党的了解,国民党会动手抓人。一动手抓人,《自由中国》就 完了。《自由中国》一完,就表示大家几年来所争取到的言论自由,会被国民党收 回去,何年何月才能恢复到《自由中国》的尺度,就不知道了。所以新党运动对传 播思想而言,是一种连累,就像五四运动连累了新文化运动一样(我这一点看法, 印证“80年代”在《自由中国》停刊后二十二年,重印《自由中国选集》都要被查 禁,可见言论自由的大逆退)。第二,《自由中国》所谈的,是知识分子的、上层 的、纵贯线上的台湾,在知识分子以外、在上层以外、在纵贯线上以外,对乡土台 湾、对苦难老百姓的生活,谈得不够。说到这里,我举我亲自调查的军中乐园为例: 一个妓女每天被迫接客五十次,只分到一点点钱,这叫什么“人间天堂”?她们这 样悲惨的生活,什么主义、什么人统治她们,都一样。如果能够改善她们的生活, 即使做了亡国奴,我想她们也心甘情愿。我亲眼看到她们接客五十次后老鸨们放鞭 炮庆祝的景象,她们的痛苦,你殷海光等高级知识分子可曾知道?听了我的话,殷 海光为之动容,他承认他们太不了解乡土台湾,不了解苦难老百姓的生活。那时候, 我的研究主题之一是《中国性史》,我拿出一些春宫画给殷海光看,他说他从没看 过这种东西,为什么这些漂亮的女人肯照这些照片?他不明白。我说:“可能为了 救她的母亲,可能为了救她的女儿,可能为了救她的丈夫。但绝不是为了爱国才照 这些照片。‘国家’对不起这些苦难的人,这些人是宁肯做亡国奴的――只要她们 能脱离悲惨的命运!” 碧潭之游后,殷海光跟我建立了新的友谊,这时他在台大已被剥夺了讲学讲演 的自由,而我早就没有了这种自由。1964年台大学生陈宏正等邀我到法学院演讲, 我去的时候,学校派校警将演讲场所的门锁起来,校长钱思亮控制言论自由有如是 者!1965年法学院请李声庭演讲“民主与自由”,讲完后听众鼓掌要殷海光和李敖 插播几句话,我们应声而出,极受欢迎,这是我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后来胡秋原写信给钱思亮提出二十五个问题,要殷海光答复,如不答复,就视同 “不学无术,误人子弟”,应该停止教书。钱思亮怕了,居然朝这一方向迫害殷海 光。这一期间,由于我的支援,使他渡过不少难关,我说动萧孟能,高价支援《中 国文化的展望》的写作,不过在我同殷海光的交往中,我觉得我对他最大的帮助, 不在帮他研究、帮他印书、帮他生活、帮他在《自由中国》被封杀、台湾大学被停 课后渡过许多难关。……我觉得我最大的帮助,是把他送入医院,使他的生命得以 延长两年之久。他死后,殷大大写信给林悦恒、罗业宏,私下承认“李敖救了殷老 师一命”,即是指此。“殷门叛徒”王晓波未叛前写《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 中说:“后来,殷先生由宏恩医院转往台大医院开刀,台大医院有公保,只要住二 等病房就不必另外交费。宏恩医院的费用是李敖付的,因为当时殷先生的学生中只 有李敖有钱。”这段话最后一句说得不对,当时殷海光的学生中绝非“只有李敖有 钱”,最有钱的是陈鼓应。陈鼓应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财产和落地的房产,没分给 他妹妹陈桃桃,一个人独吃了,他是第一有钱的,可是一毛不拔。张灏、林毓生家 境很好,又在美国多年,也都有钱,至少都比我有钱,只是他们光说漂亮的话,不 做漂亮的事,这些伪君子、伪殷门弟子,我是最看不起的! 在义助殷海光的时候,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已经很难靠写作出版维生。 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那时候美军顾问团在台北,市面上品质好的 冰箱冷气等电器,台湾不能生产,都靠顾问团用过的二手货。我和李世君合作,化 名“OK李”,整天登英文报兜来旧电器,然后转卖。转卖时候,我都亲自参加搬运, 与苦力无异。有一次卖一台冰箱给李翰祥,我在参加搬运的时候,被李太太张翠英 看到,她说:“怎么大作家做起苦力来?”我说:“大作家被下放了,正在劳动改 造啊!”为了坚守原则,不同国民党合作,我在谋生上的辛苦与心血,一般人是完 全不清楚的,我也无须让他们清楚。从外表上看,我满有钱的,因为我知道在现实 社会中,“充阔”比“装穷”更容易混,“充阔”至少可以贷得到款、贴得了现、 借得到钱,“装穷”则全无用处。大家都说我有钱,可是谁知道我做苦力呢? 我不但没有钱,当时在财务上的窘迫,甚至非常严重。殷海光被宏恩医院“当 场收押”“立即检查”的时候,院方立刻要三千元住院保证金,我就掏不出。经我 和会计小姐挤眉弄眼,她同意我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做抵,等我出去找到三千元后再 换回。我把殷海光料理好,叫孟绝子、陈平景陪他,就直奔水牛出版社找彭诚晃, 我拿出另开的一张三千元加利息的支票,向彭诚晃贴现。彭诚晃把我的支票翻过来 掉过去研究着,我问:“怎么了?是假的?你研究什么?”他说:“你贴现干什么 用?”我说:“本来不想说,你既然问,说也可以,老殷住院了,我要筹保证金, 所以就找到你们小气的客家人头上来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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