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在《今天》的朋友中，当时与我私交较多的当属万之。 至今仍然不能忘记，龚巧明从四川来北京，我们仨一同去爬香山的鬼见愁，记 得中午在山上吃饭，巧明一粒一粒往嘴里送，半碗饭吃了一个多小时，让我觉得不 可思议。万之则说，“我都看惯了，她从小就这样。”原来他是比巧明大一辈的亲 戚。 还不能忘记，他到我家做客，知道他有点儿“洋派”，在这伙人里，他是惟一 可以用英文与老外交谈的人。可那时没有速溶咖啡，更没有咖啡壶，我用小奶锅煮 几毛钱一两的咖啡粉，喝起来尽是渣子，实在是附庸风雅得可以。 万之本名陈迈平，是上海赴内蒙插队的知青。他一九七七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 中文系，毕业后又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攻读外国戏剧，获硕士学位。也许因为他出生 在一个学者家庭，父亲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成为《今天》作者里学历最 高书卷气最浓的学者型作家。他是杂志的主要小说作者，从第二期开始，几乎每期 都有他的小说发表。在这本靠诗歌起家的杂志里，他的小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迈平的小说具有很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在历来以社会性来衡量创作水准的中 国文学中，在以控诉为基调的伤痕文学盛行时，他超前地把他的关怀倾注于人与世 界的关系，即使是在这本高水平的纯文学杂志中，他在人本层面上对人性的揭示也 是深刻而独到的，其中《自鸣钟下》《雪雨交加的夜晚》《开阔地》等篇章，今天 读来仍然不失光彩，其技巧也仍不陈旧。相比之下，北岛的《归来的陌生人》、铁 冰的《墙》, 倒显出更强的社会性。 记得我曾因迈平关于“人最爱的是自己”的表达而备感吃惊。他说，不管在什 么情况下，每个人都是爱自己胜过爱他人，包括他本人亦如此。我在当天的日记中 写道：“我知道这是为了表达他对‘自我’的认识，表明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并 不是他的人生哲学。他也许只想说明，这是人生在恶世赖以保护自己、拯救自己的 一种逻辑。幸亏在这个世界上他还爱自己，否则，他的忧郁、敏感、内向甚至孤僻， 在这样的现实生活中将多么不堪一击。”我想，不会有人因此而把他误解为一个自 私的个人主义。迈平一九八六年出国，先是在挪威，以后又到了瑞典，现在斯德哥 尔摩大学任教。十几年未曾谋面，但我却觉得对他的了解比原先加深了许多。 我很少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或者说我不愿意把他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对我来说，他不仅仅是作家，虽然我承认并欣赏他的才华; 他不仅仅是男人，虽然 一个优秀的男人该具备的魅力他都具备; 他不仅仅是倾诉对象，虽然我从来都对他 非常坦率。我们的友谊，以及他与我丈夫生前的友谊，不是可以物化和量化的，甚 至不是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正如他在得知我丈夫去世时来信所说：“死者无言，生 者亦无言，我想用无言的方式继续和老周的对话。”这是我一生中很少有的一份保 持远距离的亲密友谊，它弥漫在我的精神世界里，浸润着我常常几近枯竭的生命， 使我将惟美的人际理想保持至今。因此，我无比珍爱这份友情。 mpanel(1); 近年来，他在海外仍然不是以中国人惯常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是以一个人的 良知，参与与文学有关和无关的活动。但是，在通信和通话时，我却丝毫感受不到 他的昂扬和满足，反而时有情绪低落的表露。对于我所熟悉的迈平，这应该说是必 然的。和国内相比，国外的政治氛围固然自由宽松，人际关系固然简单，但他天生 做不来轻松的人。不管他对西方文化是否认同，不管瑞典实际上多么祥和，只要这 个世界上还不能把人的价值视为惟一的价值，只要地球村中臭氧层的破坏对于西方 东方富人穷人具有同等影响，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真正地轻松。况 且，具有现代主义理念的迈平，迷恋卡夫卡、加缪的迈平，不可能既认同对西方文 明的批判，同时又认同西方文明；既对人性和人的价值持有深刻的怀疑，又对人生 充满乐观的态度。可以想象，迈平活得何等尴尬和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