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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的喜悦 --- 《收获》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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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的意见

一早醒来,想到上午要去《收获》编辑部听李小林他们谈长篇的修改意见,我的心有点紧,但总的感觉是兴奋。

《收获》能够和作者谈修改意见,表示他们对作品有基本的肯定、有刊登的愿望。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在《收获》上陆续发表过一些中篇小说《啊,青鸟》、《我的心也像大海》、《小凤子》、《姗姗出狱》等,但我一直期待自己能写一部比较喜欢的长篇小说给《收获》。对于我来说,在《收获》上发表的每一部作品,在创作上都是一级向上的阶梯,是创作阶段的一个象征。刚完成的这部长篇,从酝酿到改出一稿,整整一年半。这一年半,是我恢复小说创作的又一次“上阵”,我自以为比较英勇,写出初稿大病一场,然后一边养病一边修改,是不遗余力的。而这部小说之所以写得如此艰辛,代价如此之大,既是小说的题材、人物调动了我的创作激情,同时,也是小说的题材和人物向我提出了不同寻常的挑战。何况,近十年,我尽管没少提笔,但毕竟不像八十年代一味地写小说,且认真投入,想象力已不如先前那样活跃,更少了虚构的自信。所以,一旦进入长篇创作,我像一根绷紧的弦,剑拔弩张。也许,太刻意、太用力的缘故,差一点把“弦”给挣断了。

吃过早饭,我用心地打扮一下,像要出席什么宴会,穿上了新买的连衣裙。过去,我圆圆的腰身是不宜穿连衣裙的,而在有好身材的少女时代,又偏偏没连衣裙可穿。这遗憾,我曾写进一篇小说:《挂在墙上的背带裙》。这次生病,我消瘦许多,苗条了,意外地“生”出一个好身材,因祸得福。可见,万事都有好坏两面,我得学会在逆境中以利克弊,否则,在来势汹汹的险情面前,只能一输到底。

穿着连衣裙到作家协会,果然引来一片赞叹。

作协,是我们的又一个家。我们有一幢在三十年代由波兰人设计的欧式建筑,这是上海作家们最自豪、最骄傲的“精神家园”。《收获》编辑部就在这幢楼的三楼办公,靠东头的一大间,好像几十年没挪动过,就像《收获》本身,有着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定力。

记得,我第一次来《收获》投稿,紧张又有点慌张。走进这间大办公室,心里像揣只小兔,跳个不停。那是1980年的夏天,我那时还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回上海过暑假,拿着刚写完的一部中篇草稿,斗胆想请《收获》编辑提意见。说是“草稿”,名副其实,密密麻麻的几万字是抄写在一角钱一刀的草稿纸上的,横没行,竖没格,犹如黑乎乎的蚂蚁爬满了纸。照理,这是不符合投稿要求的,但那时候的我,一个穷学生,确实不舍得花钱买稿纸誊写,却振振有理:“反正是草稿,还要修改的。”好在,《收获》编辑对这种写在草稿纸上的草稿一视同仁,不仅仔细审读,还约我来编辑部谈修改意见。再来《收获》编辑部,我满心都是兴奋,一位老编辑带我见李小林,并围着她的办公桌一起谈稿。我坐得笔端笔正,洗耳恭听,还一字不拉地记下意见,如获至宝。当年的我,写作是个新手,也是个快手,态度端正,修改神速,一稿二稿,不厌其烦。终于,在1981年的《收获》上,我收获了劳动成果,中篇小说《我的心也像大海》正式发表。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心里感激《收获》对我那份草稿的重视。可以这么说,正是这一次的重视,决定了我一生的创作之路——能得到《收获》的肯定,我信心大增,一发不可收:1982年,我给《收获》写《啊,青鸟》,1983年,我给《收获》写《达紫香悄悄地开了》,1984年,我又给《收获》写《一条台硌路》。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收获》丛书,有我一本,扉画上我的照片是抱着不满两岁的儿子,眼光里充满了期待和憧憬。

八十年代,是我创作的成长期,也是写作的旺盛期。而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能在《收获》这块园地上不断地被扶植、被栽培,是我“歪打正着”的写作生涯的最大幸事。说自己走写作之路是“歪打正着”,没有一点谦虚的意思,《收获》编辑部可以作证。我在《收获》上发表的每一部小说都是“基础很好,问题很多”,全靠编辑们耐心指导,加上我的勤奋,一遍又一遍地改出来的。而每一次的改,我像一根带土的干蔗,被彻底榨干,实在没汁水可挤了,《收获》副主编李小林才会放我过门。

李小林是一位把《收获》、把“读作品”当生命的一位好编辑、好主编。有这样的编辑为作品把关,作者的成长便有了良师益友。每次听李小林谈稿,她能把你没写透的人物说活,把你没理顺的情节、人物关系说圆,我会产生新的创作激情,心悦诚服地愿意再从头写一遍。1990年从北京调回上海,我把新写的一部中篇小说“歌词大意”投给《收获》,在写这部小说之前,我特地把安忆和程乃姗的小说看了又看,以为回到上海,我的写作在题材和语言上都应该都市化、海派化,因此,写这部小说,我的语言有所改变,刻意地用些上海话。但李小林看了“歌词大意”却一针见血,非常严厉地对我说:“你先重新写一遍,把语言全部改回来,你有你自己的语言风格,为什么放弃?”李小林的批评,使我感到震动,也有启发,在“重新写一遍”的过程中,我有意识地体会“自己的风格”。确实,认识自己、保持自己,是发展自己的前提。

当然,这一次的长篇修改,由于我身体欠佳,情况有些特殊。不少朋友替我担心,劝我暂时按兵不动为好,修改一部长篇,毕竟需要相当的工作量,有的朋友则旁敲侧击地向《收获》建议:“能不能派个编辑帮忙修改?”但修改作品这个忙,谁都帮不了的,就像生孩子,再麻烦、再痛苦,即使难产,旁人爱莫能助,再有劲也使不上,还得靠孕妇自己。我首先向《收获》表明态度,很坚决:“我愿意改。我能改。我会量力而行。”李小林则再三叮嘱:“千万不要赶时间,慢慢来。”

在《收获》的办公室里坐了足足两小时,李小林和肖元敏两位副主编和我谈了足足两小时。她们尽量把意见谈得仔细、谈得具体,方方面面,有人物的、有情节的,有些内容得删节,有些内容要增补,而补写的东西,是我写作时意识到该写又感觉到难写的部分,于是,笔一滑便绕道而行。可这样的“偷工减料”终究逃不过小林她们的眼睛。“这些难写的部分,正是读者最想知道、最重要的地方,是硬骨头,‘啃’起来吃力,但读起来过瘾。”小林鼓动我知难而上:“就这样发表不是不可以,但我们感觉你还有可挖掘的能力,能够把这部小说改得更加完整。”我一边点头、一边记录,一本《收获》的便笺,已被我龙飞凤舞地划拉了二十多页。

谈完意见已是下午两点半。小林关切地问我:累不累?我承认很累,但仍然还有很兴奋的感觉,在我脑子里已经出现了根据那二十多页意见修改后小说的新面貌,然而,要把想象中的“新面貌”一字一句地勾画出来,等待我的又将是一些艰苦的日子。好在,我习惯了埋头于这样的“日子”。我知道,这样的“日子”,是不会辜负人的。

200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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