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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1

1979年1月23日。上午8时30分。

北京。公安部。办公楼小会议室。

当身材矮小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枫夹着文件包大步跨进来时,铺着白布单的巨大长方形会议桌旁已坐满了人,只是在长桌首端还空着两把皮面高背靠椅,其中有一把就是他的固定坐位,另一把前几年总是空着,每次开会即使座椅再紧张,也没有哪个人的屁股敢去坐,这是部长的专座。

王枫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习惯地摘掉缀着国徽的军帽放在桌上,露出锃亮的秃顶和一圈稀疏的花发,随后才将郑重而温和的目光扫向众人。这是一次联席会议,坐在长桌两侧的与会者都是来自不同部门的负责人,有穿警服的,有穿军服的,还有穿便服的,虽然彼此不在一个单位,但都属一个系统,都干一样的工作,所以王枫对这些来人并不陌生。最后,他将目光停在了公安部外事局局长刘建锋身上,劈头问道:“老罗呢?罗新华为什么没来?”

体魄魁梧的刘建锋挺了挺粗壮的腰板:“病了,在家休息。”

王枫又追问一句:“什么病?”

刘建锋摇摇头:“不清楚。”

王枫稍一沉吟,吩咐道:“你再去打个电话,就说我请他。”

外事局长应诺一声,起身走进套间。

坐在一侧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宋培公不解地问:“这个罗新华是干什么的?”

没等王枫回答,正用手帕擦眼镜的外交部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谷近贤接话道:“他是王部长的得意门徒,文革前在三处当副处长,现在是外事局顾问。”

宋培公持起衣袖看看表,望着王枫似在询问又似在催促:“还等他吗?”

王枫歉意地笑笑:“不等不等,咱们开会。”对这位来自中南海的副局长他总是谦恭如宾。“我先给大家通个情况,”他拉开牛皮文件包的铜链,取出一只白色信封。“这是我们昨天又收到的一份从国外寄来的报警信。”

宋培公伸手取过已启封的信袋抖了抖,从里面掉出一只微型黑皮笔记本和一页淡蓝色的信纸,他展开信纸见上面写着几行潦草的英文字母,便笑了笑又推到副部长面前。

王枫却从皮包中又抽出一张纸,含笑递给他:“这是信件的翻译稿,你给大伙念念吧。”

宋培公清了一声喉咙,用一口河南腔的普通话念道:“王先生,这份刺杀迪姆虎计划是托尼一手策划的,请你尽快转交贵国政府和有关领导人,不要相信美国人,不要到美国来,这里到处是魔鬼的陷阱。你忠诚的朋友,阿龙,1月15日。”

王枫解释道:“这个王先生是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王东升同志。”

宋培公抬起头问:“迪姆虎?什么叫迪姆虎计划?”

王枫正色道:“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是一个叫美国革命共产党的组织策划的一次暗杀活动的代号,矛头是对着这次访问美国的我国高级代表团,也就是我们的1号首长。”众人当然明白他讲的1号是谁,心情不免都有一些紧张。

有人愤慨地问:“这个革命共产党是个什么玩意?怎么会干这种勾当?”

也有人不安地问:“他们有多少人?有何政治背景?这个暗杀计划美方知道吗?”

这时,刘建锋从套间返回来,走到王枫近前低声禀报:“罗新华说他心脏病复发,不能来。”

王枫无动于衷地“嗯”了一声,用手指敲了敲面前的信件:“老刘,你把美国革命共产党和‘刺杀迪姆虎计划’的有关情况再给各位介绍一下。”

“好吧。”刘建锋答应着,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翻开鲜红的保密本有条不紊地说:“美国革命共产党简称‘美共联盟’,也叫‘红党’,在去年5月召开的第四届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虽然宣称拥有八万党员,其实真正成员不足二万,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和社会力量的党。这个党的创始人约翰·格雷特,原先是美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后因拉山头,搞分裂被开除出党,于是纠集一伙追随者另起炉灶,在60年代中期组建了美国革命共产党,自任中央总书记。他基本上沿袭了美共的组织原则和手段,以中央委员会为全党的领导核心,以总书记为最高领袖,在不同地区建立支部,在产业工人、大学生和城市无业者中发展党员。1972年9月,格雷特在一次秘密集会中被人枪杀,该党的第二号人物格斯·霍尔继任总书记……”

宋培公不客气地打断外事局长的介绍:“好了,你就别老太婆解裹脚布一层层扒了,我只想知道什么是迪姆虎?什么是迪姆虎计划?”

刘建锋望望副部长。

王枫瞪了他一眼,“简单点,哪来这么多毛病!”

刘建锋忙将笔记本翻过两页,把“迪姆虎”一词的来历和“迪姆虎计划”的内容简要讲了一遍,随后不知从哪里抽出一张半尺见方的黑白照片朝众人晃了晃,加重语气说:“这就是策划和指挥这次暗杀行动的罪魁祸首,杰拉尔德·托尼,他是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保卫局局长,一个狂热的恐怖主义分子,此人1963年毕业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法律系,当过律师和小报记者,曾以采访名义多次到苏联和东欧活动,据说他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情报部门的高级官员都有联系,同一些恐怖组织的头目也关系密切,如日本的‘红星军’、意大利的‘红色旅’、阿根廷的‘蒙托内罗斯’和美国的‘白豹党’、‘三K党’、‘斯大林运动’、‘人民圣殿教’等……”

王枫插话道:“他和‘人民圣殿教’的教主吉姆·琼斯是同父异母兄弟,69年和70年俩人还一同来过中国,受到江青的接见和宴请。”

刘建锋表示赞同地点点头,接着说:“他们回去后也想在美国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试了试,没搞成,于是吉姆·琼斯就跑到圭亚那丛林中成立了一个‘人民圣殿教’。托尼却拉起一伙人干起‘暴力革命’,专门从事绑架、暗杀、爆炸等恐怖活动。这个‘迪姆虎计划’是他一手制定还是幕后有人操纵?是他一人干还是同别的恐怖组织合谋?我们尚不清楚。但据最近得到的情报:‘人民圣殿’的吉姆·琼斯在集体自杀事件发生之前曾秘密访问过苏联,并向勃列日涅夫捐献了七百万美元,如果他也卷进这一阴谋中,那就会有很深的国际政治背景。”

众人听罢,越发感到事态严重,却又不知所措,都把严峻的目光投向副部长王枫,他是这次联席会议的主持者,也是此次中国高级代表团访问美国的安全小组主要负责人。

王枫两手捂着茶杯,故作轻松地笑道:“这是我收到的第四封报警信了,‘1号首长’还没启程,我们这里已警报频传,险情不断了。”

宋培公弹了弹烟灰,若有所思地问:“这封信件反映的情况都可靠吗?这个阿龙是干什么的?他怎么知道托尼的‘迪姆虎计划’?”

刘建锋补充道:“据王东升同志介绍,阿龙的真名叫李·乔治,是个美籍华人的后代,大学期间加入了美国革命共产党,毕业后就到该党设在华盛顿的一家俱乐部当招待。”

有人提议道:“是不是让王东升同志再找这个叫李·乔治的了解一下,如果确有其事,我们就可把这个情况通报美方。”

王枫瘦削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李·乔治已经死了,五天前华盛顿的警察在一辆烧毁的汽车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会议室里蓦然一片沉静。

王枫用手轻轻摩挲着面前的白色信封,沉重地说:“同志们,这份情报是爱国侨胞用鲜血换来的,它又一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此次任务责任重大啊!”

宋培公把半截烟头在小瓷盘里捻灭,不失时机地接话道:“是的,‘1号首长’这次访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广大人民和革命阵营的同志无不欢欣鼓舞,当然,也有少数不理解,不赞成,而帝国主义和一切敌对势力却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不仅美国的一些反动组织和恐怖主义分子蠢蠢欲动,暗藏杀机。台湾当局、东南亚的个别政府和某个超级大国的特务机关也闻风而动,纷纷策划阴谋,有的派间谍潜入美国拉拢政客,收买暴徒,企图制造反华事件;有的干脆重金雇佣职业杀手,使用卑鄙的暗杀手段,‘迪姆虎计划’的背后很可能就隐藏着这样的魔爪。”

王枫将目光投向一直沉默不语的外交部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谷近贤:“老谷,台湾方面有什么新动向?”

谷近贤似乎早在等着副部长的提问,习惯地扶了扶眼镜,两眼盯着打开半天的笔记本,一字一板地说:“自从我们连续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和《告台湾同胞书》以来,在台湾引起极大的震动和恐慌,股市下跌,物价暴涨。特别是我们宣布1号首长访问美国的消息后,台湾当局更是惊慌失措,一片混乱。为了稳定人心,17日上午,蒋经国又在台北市三军军官俱乐部召开了一次紧急军事会议。据中央社报道,参加会议的有行政院长孙运璇、总统府参军长冯启联、国防部长高魁元、参谋总长宋长杰,以及陆、海、空、联勤、警备各军总司令。会后,蒋经国破例发表了电视讲话,公开污蔑中美建交和‘1号首长’率团访美。最后又打着总统和三军总司令的招牌鼓吹了一通‘精诚团结,忠勇齐一,囗励奋发,自立自强’等陈词滥调。在他的蛊惑煽动下,当天夜里就有近万名不明身份的青年聚集到原美国驻台大使馆门前抗议示威,他们扔鸡蛋、石块、玻璃瓶,高呼‘打倒卡特’、‘打倒共匪’、‘美国狗滚回去’,有些人还冲进台北闹市区的一个美军军营,焚烧了美国星条旗和几辆汽车。后在美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下,台湾方面才派出军警在已关闭的美‘大使馆’门前安营扎寨,以示保护,但骚乱事件仍时有发生。各种报刊电台也连篇累胶地登载反美反共的文章,仅17、18日两天就有十几家的报纸发表社论。在这一片鼓噪声中,台湾的特务机关更是紧锣密鼓,活动频繁。据我们掌握的情况,1号首长访美公报发表的当天夜里,蒋经国就单独召见了刚刚返台的原驻美大使沈剑虹和中央常委、特务头子谷正纲、陶希圣。几天之内,台湾外交部中调局、陆军情报处、国防部欧美行动科就选派四十多名敌特人员以游客、商人、学者、留学生的身份潜入美国。其中有三个人最值得注意:一个叫陆以正,五十二岁,曾任台湾驻美的‘代理大使’和‘行政院外交部次长’,同美国两党首脑和各界高层人士关系颇多,这次的公开身份是‘蒋总统特别代表’和‘中华民国谈判代表’,他的目的是在美国国务院和参、众两院高级领导人中刺探情报,收买亲台势力;另一个叫艾伦·普里格,化名郑大伦,四十三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人,1963年加入台湾籍,现任中统局欧美局特派员,公开身份是台湾驻华盛顿的‘中国新闻处处长’和‘汉纳福特电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这家电视公司是台湾中统局出钱办的,它的任务是在美国制造反华舆论,包括印制散发宣传品,拍摄播发反动影视片,花钱拉拢名人、要人写文章,作演讲;还有一个人叫马·牛顿,混血儿,三十七岁,陆军情报处特别行动科上校副主任,公开身份是赴美探亲的大学讲师,他的任务是在卫号首长访美期间组织亲台反共势力进行抗议示威,同时用高价雇佣职业杀手和恐怖分子制造流血事件。陶希圣在中央全会上得意洋洋地说:‘用不了多久,美国和大陆的关系就会发生根本变化。’谷正纲也声称:‘三十天内要给卡特一点颜色瞧瞧。’

谷近贤合上笔记本,表示介绍结束。

宋培公却紧问一句:“美国方面有什么反应?”

谷近贤侧目望着长桌首端的副部长。

王枫扬了扬手里的茶杯盖,示意“可以讲”。

谷近贤重新打开笔记本,重新扶了扶眼镜,又开始一字一板地介绍:“最近几天,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连续发生了数起零零散散的反华示威,我驻美‘联络处’和‘办事处’均遭到一伙不法之徒的围攻。这些人有的打着‘声援台湾委员会’的旗号,也有的自称是大陆留学生和华侨团体。警方逮捕了数十人,并收缴了一批手枪、短刀和炸弹等凶器。种种迹象表明各种敌对势力已开始采取行动。为了防止在1号首长访问期间发生意外,1月13日,卡特总统已下令国防部、联邦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警察总署、国家反恐怖主义局组成一个联合安全委员会,由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亲自指挥。同时还成立了一个安全特别执行小组,负责人叫哈理·泰伯森,是联邦安全局副局长,一名老牌特工,据美国《每日新闻》1月16日报道,泰伯森带领特工人员和防暴专家已对1号首长将要访问的四个城市进行了全面检查,特别是对车队行驶的路线及代表团留宿的旅馆、饭店和一些高层建筑,都已派军警严密清理和监控,但即使这样也很难保证没有危险分子的潜伏和隐藏的爆炸物。”

刘建锋忧虑地插话道:“美国这个大杂烩什么东西都有,什么事件都发生,据有关部门调查,不算那些激进的党派和台湾拉拢的反动团体,仅全国大大小小的恐怖组织就有四五百,流散在民间的各种枪枝1.5亿支,平均每3个人就有一条枪,每20分钟就有一人被枪杀。”

宋培公扳着手指椰榆地补充道:“被枪击的总统就有十多个,林肯、加菲尔、麦金莱·杰克逊、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

王枫一直仰靠在高背坐椅上,微闭双目,两手轻轻抚摸着白底蓝花的瓷杯,似在聆听,又似在沉思,直到谷近贤的介绍被打断,他才探起身,两眼盯着国际动态研究所所长问道:“美国参、众两院有什么新动静?”

谷近贤呷了两口茶水,埋下头接着一字一板地说:“国会的绝大多数议员对我国领导人访问美国都表示支持和欢迎,如共和党领袖前总统杰拉德·福特、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小哈理森·威廉斯和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都向新闻界发表谈话,称赞我国领导人访问是‘促进远东和世界和平的重要步骤’,‘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意愿和经济发展’,‘标志着两个大国的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然,也有极少数亲台拥蒋派公开出来反对,像佛罗里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斯伯特·多尔和犹他州共和党众议员莱斯特·沃尔夫就指责卡特邀请句号首长’访美‘是对台湾这个坚定的友邦和盟国以及对国会打了一记耳光’,‘是美国政府对红色共产主义的屈服’。在这伙人里闹得最凶的仍是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中、美正式建交的当天晚上他就跑到电视台,怒气冲冲地指责‘卡特总统关于中国的决定是美国有史以来历届总统所采取的最怯懦的行动’,‘这个行动等于是从背后对我们国家最忠诚、最可靠和最有价值的朋友台湾国捅了几刀’。注意,他在这里公然使用了‘台湾国’这个称号,可见用心之险恶。他还和众议员、‘自由中国委员会’主席周以德相勾结,煽动一些青年学生和亲台分子在华盛顿举行两次反对卡特的示威游行,但人数寥寥,声势平平,没什么反响。此招不灵他又生一计,12月21号,戈德华特竟然向美国联邦设在哥伦比亚特区的地方法院递交了一份起诉书,状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吉米·卡特‘未经国会批准就宣布同大陆中国建交并废除美国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是严重违反宪法的行为’,‘是滥用了属于国会和人民的权力’,并要求罢免总统。他还利用台湾支付的经费四处游说,送礼许愿,拉拢十几名参、众议员在这份起诉书上签名。他的这些举动确实在国会引起不小的震动,个别新闻媒体也跟着推波助澜,把‘能源危机’和‘失业问题’也抛了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卡特总统两次亲自致电我们的‘1号首长’恳请他尽快访美。昨天下午,我们又收到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的电话:美国政府已做好一切准备,将用最高礼仪迎接中国领导人的到来。”

宋培公笑道:“美国表现的这样急切,是想让我们的‘1号首长’帮老卡特解围。”

王枫感慨地长吁一声:“现在也只有咱们的句号’能帮他摆脱困境,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他敢蹬开台湾同我们建交就很了不起,就是好朋友,他有难处,我们就该伸手帮他一把,我看‘1号首长’也是这样考虑的。”

刘建锋蹙着眉头不无忧虑地说:“只是风险太大了。”

王枫正色道:“所以,中央指示我们要摸准敌情,掌握动向,选好人员,确保‘1号首长’此次访美的安全,绝不允许出一丝纸漏。”

谷近贤忙接着刚才中断的话说:“克里斯托弗在电话中还问我们派多少保卫人员?分几批到达?”

王枫沉吟一会,问刘建锋:“去年卡特来我国访问时带了多少特工?”

刘建锋不加思索,脱口而答:“一百五十名,连先遣团在内分三批抵京。”

王枫断然道:“我们也按这个数,各部门挑选的人一定要精明强干,胆大心细,三天后集中,先遣队26号准时启程,名额分配嘛……”

众人忙握笔在手,准备记录。

这时,秘书推门走进来,将脸贴近正分配名额数目的王枫耳根,低声道:“1号首长请您去。”

王枫一怔:“谁?”

秘书稍稍抬高点声量:“‘1号首长’请您去。”

王枫“腾”地站起身,夹着文件包走到门口又扭头冲司、局长们大声道:“你们都坐着别动,等我回来传达。”

2

三小时后。王枫夹着文件包回来了,他的传达很简单:“‘1号首长’听取了国务院几个部委负责人就访问美国准备情况的汇报,要求两小时讲完,并规定了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外交部三十分钟,国防部(含总参、国防科委及海、空军)四十分钟,外贸、金融、航天有关部委三十分钟,文化新闻十五分钟,安全保卫五分钟……只让我讲五分钟。”王枫伸出一只干瘦的巴掌晃了晃,“我说,最近我们掌握了大量情报,证明台湾、苏联、美国、东欧和东南亚一些反动势力要采取恐怖手段,破坏这次访问,情况很复杂,很严峻,我请求向中央领导详细汇报,‘1号首长’却一摆手说:‘你只讲五分钟,我只讲两句话:一,随团保卫人员不得超过十人;二,我的安全由美方负责,客随主便嘛。’瞧,咱们这一摊子他根本就没放在心里,听都不想听。”

刘建锋似乎有些不相信:“就十个人?那够干什么?”

王枫又扬了扬巴掌:“如果把他自带的四名警卫和方副总理的一名警卫也算上,我们只需要再选五个人就行了,这还包括美方安全特别执行小组要求中方选派的一名特别联络员。”

宋培公不满地争辩道:“随团记者还十五个名额呢,怎么把我们卡这么紧?”

王枫无可奈何地笑笑:“江主任说,为节省开支,‘1号首长’只允许派一架专机,不卡我们卡谁?只怪中国太穷啊!”

赴美人数既然确定了,再少也比没有强,十几位司、局长立刻争抢起五个“名额”来,尤其是对那名“美方安全特别执行小组”要求中方选派的“联络员”的指标,更是互不相让,都想把这一“光荣使命”夺到自己头上。

王枫敲了敲茶几制止道:“争什么争!这次是到美国执行任务,华盛顿、纽约、西雅图,你们谁去那里转悠过?你们谁闻过这些花花世界的香风臭气?你们谁又能侃几句英语?说出来我听听!”

众人一时面面相觑,沉默不语。

王枫一挥手:“散会吧。”

刘建锋收拾好笔记材料,刚离开长条桌又被王枫喊住:“老刘,罗新华住在什么地方?”

刘建锋顺嘴答道:“东城区大雅宝胡同14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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