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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1

1月26日凌晨4时。华盛顿。兰利大楼

一阵急促的铃声把特纳从睡梦中惊醒。他像飞行员被弹出驾驶舱,“腾”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赤脚奔到宽大的办公桌前,抓起仍在响着的电话:“喂,我是特纳。”

“老板,海因霍已经回来了。”

“好,我马上去。”他放下话筒,困意顿消。瞧瞧摆在案头的石英钟,已是凌晨4时15分。也就是说他在沙发上已睡了三个多小时。他本来想躺下休息一会儿,所以连台灯都没关,没想到竟稀里糊涂睡着了。他妈的,看来自己确实是老了。难怪布热津斯基当初反对他出任中情局局长时就曾以此为依据,公开说一个60岁的老人也许能当一名海军司令,但绝不能胜任中情局长。当时他已61岁,对总统安全顾问的这种蔑视他很气愤。不错,他是超过了60岁,可那又怎么样,他仍健壮得像条公牛。可仅仅上任一年多,他便越来越感到自己这条公牛已今非昔比,力不从心了。疲倦、健忘、烦躁、犹豫,这些老年人的症状时常像恶魔一样缠绕着他。有几次他都想向国会递交辞呈,但强烈的自尊心和权力欲又很快吞噬了这些念头。作为一名军人,他很崇尚拿破仑的一句名言:首先是投入战斗,然后才见分晓。不战而退,是军人的耻辱。他是斯巴达克斯,而不是胆小的奴隶,他宁愿流尽最后一滴血倒在角斗场上,而绝不允许自己举着双手退下去。几十年的经历告诉他:要战胜对手,首先要战胜自己,怯懦和悲观才是最危险的敌人。为了击败这个“敌人”,他几乎天天都在进行着顽强的拼搏。尽管医生们一再呼吁60岁以上的老人千万不要做剧烈运动,他每天仍坚持长跑五公里。尽管美国交通法规不允许60岁以上的老人单独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汽车,他每天早晚仍坚持亲自驾车上下班,一边听着音乐一边奔驰在兰利和华盛顿之间的九号高速公路上。他上任不久便下令撤掉了办公室套间内的软床和走廊中的所有座椅,他要求自己和每一个部下,一旦跨进兰利大楼就只有工作,而不是休息。他经常在假日中召集紧急会议;他经常出人意外地出现在任何一个角落;他也经常不回家,办公室的灯光彻夜通明;他用最快的速度处理每一份批件,决定每一项行动。他就像一只巨大的老蜘蛛盘踞在兰利大楼的中心,不知疲倦,呕心沥血地编织着一张庞大复杂的丝网。

今天他又没有回家。他在等候迎接可怜的阿瑟·海因霍。

他重新返回沙发旁,找到脱落的皮鞋套在脚上,又整了整有些散乱的头发,精神抖搂地跨出房门。在走廊和电梯上,他遇到几位值夜班的下属。

“老板,早上好!”每个人都恭敬地向他致以问候。

他或点头微笑或报以同样的问候。在兰利大楼内人们一律把中央情报局总部称为“公司”,把局长称为“老板”。这是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艾伦·杜勒斯定下的规矩。特纳不明白被称为“情报局之父”的杜勒斯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是为了表示同下属的亲密关系,也许是为了掩人耳目,或者仅仅是一种个人兴趣。但不管怎么样,特纳对这种沿袭了几十年的称呼却很喜欢,他觉得自己被部下称为“老板”既亲切,又很准确——他干的这一行就是天天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生意”。

仅用了两分钟,特纳便从兰利大楼八层的局长办公室来到了五层的生物化验室。摆满各种器皿的屋内弥漫着一片浓烈的福尔马林药水的气味。阿瑟·海因霍和妻子贝丝·多丽娜分别赤身躺在两架带回槽的瓷面解剖台上,由于及时进行了防腐处理,尸体保存的很好。但两个人的样子却截然不同:海因霍怒睁双目,舌尖外吐,极度扭曲的面孔显得恐惧而痛苦。在他的脖颈处有一道深深的红印,宽厚多毛的胸部布满被利器切割的伤口和被烟头烫灼的疤痕,十根手指也全被砸烂,血肉模糊,白骨外露,令人惨不忍睹。躺在一旁的多丽娅却仿佛熟睡了一般安详自然,金黄的卷发托映着一张娇丽的面容。也许她刚刚从舞会上归来,也许她打扮好正要同丈夫外出,白皙的脸腮扑了一层淡淡的香粉,长长的睫毛遮盖着微闭的双眼,丰满的嘴唇被唇膏精心涂染得鲜红艳丽,格外性感,两只耳朵上仍坠着硕大的蓝宝石耳环。她身材很高,至少有五英尺半,体态略有些发胖,洁白的皮肤像绸缎般光滑耀眼。

矮胖的化验室主任维塔利·贝特姆正在对外交官妻子的尸体进行检查。他让两个裹着白大褂的年轻助手把多丽娅双腿高高架起,然后伏下身,将自己肥大的脑袋埋在雪白的大腿间,用手指掰开阴唇仔细查看着。特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用扩张器和窥探镜,这蠢猪一定是个色情狂。

好一会,维塔利才直起身。

特纳用嘲讽的口吻问:“你看得那样细致,一定是在那里发现了什么。”

维塔利说:“是的,在多丽娅的阴道里有明显的划痕。”

特纳冷冷一笑:“她生前至少被三个男人强奸过。”

“不,这是被细小的物体所擦伤的。”他把短粗的右手伸到中情局长面前,“就是它。”

特纳看见在他的掌心有一块米粒大的白色物体,他即刻认出这是一种防腐蜡丸的残骸。由此可以断定,海因霍在遇害前曾把密封好的情报塞进多丽娅的阴道,这是中情局的特工们多年来惯用的一种传递情报的手法。蠢货,女人的阴道是最隐秘,可也最危险。特别是像多丽娅这样漂亮的外交官妻子,任何男人在她的裸体前都会产生欲望和冲动,而一旦遭到性攻击她失去的就不仅仅是贞操。老练的海因霍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特纳盯着年轻武官血迹斑斑的尸体,感到一阵痛惜和懊丧。但他很快又否定了自己的推断,把思路引向相反的方向。这是他思考问题的习惯,喜欢对一件事作出几种不同的结论,就像高明的调酒师可以把同样的酒调成不同的鸡尾酒,然后再品尝出最纯正的一种。他把目光又投向多丽娅雪白丰满的裸体:杀手们绝不会在折磨死海因霍后才轮奸多丽娅,他们不会有这份耐心——女人美丽的胴体往往比任何东西都更具有诱惑力。可如果他们发现并得到了所寻找的东西为什么还会如此残忍地拷打海因霍呢?那就只能有一种答案:情报还在海因霍手中。特纳脑海里蓦地闪过一个念头:也许海因霍在杀手砸门的紧急关头突然瞥见妻子诱人的胴体,即刻意识到自己的愚蠢,忙把情报从多丽娅的阴道中取出来藏到别的什么地方。慌乱中他用某种器具夹碎了密封情报的腊丸。对,很有这种可能。作为一个男人,一名中情局的高级特工他不会想不到这一点。那他能把情报藏在哪呢?特纳伏下身细细地察看着海因霍外吐的舌尖,扭头对维塔利吩咐道:“检查胃部和食管。”

维塔利从托盘中握起一把小巧的长柄手术刀,动作娴熟地把刀尖插进死者的喉咙,然后轻轻向下划去。锋利的刀刃像耕翻泥土的铁犁在褐色的皮肉上犁开一条深深的豁口,一堆污红复杂的内脏和浓烈的腥臭涌出腹腔。

特纳离开解剖台走到窗前,避开血淋淋的器官和令人作呕的气味,点燃一支烟默默地吸着。

“找到了!”背后传来维塔利·贝特姆惊喜的喊声。

特纳忙转身,见化验室主任正用沾满污血的手指捏着一个黑色的物件。他一眼就认出来,这是一卷微型录音带。

2

清晨7时30分。

当“公司”的男女“职员”通过道道哨卡走进各自办公室时,“老板”特纳却离开兰利大楼,开着自己那辆安有防弹玻璃和高频无线电话的卡迪拉克宽体轿车直奔华盛顿市区。

半个小时前,他听完海因霍带回来那卷微型录音带,立即拨通了布热津斯基家中的电话,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见总统。

“什么事?”布热津斯基口齿不清地问,显然他不是在刷牙就是在吃早餐。

“海因霍回来了。”

“哪个海因霍?”

“被谋杀的驻伊朗武官。”对方的健忘和冷漠使特纳很不快。

“哦,好吧。我会在今天的《每日简讯》中把这个消息报告总统。再见。”布热津斯基急于想挂断电话。《每日简讯》是由他每天组织编发的一种高度机密的文件,在白宫中只有五个人能看到这份文件: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顾问本人。

“不,我想马上见到总统。”特纳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要求。

“有这个必要吗?”安全顾问的语调中已露出明显的不悦。

“事关总统的安危和美利坚的荣誉。”他想了想,索性亮出底牌:“有人要在美国刺杀来访的中国高级领导人。”

布热津斯基沉默稍许,总算答应了:“好吧,请你稍等,如果总统同意我会立即通知你。”

特纳刚吃罢一杯牛奶和两片三明治,安全顾问便打来电话,让他马上赶到白宫西侧的蓝厅。

轿车沿帕塔克森河边的便道行驶了几分钟,便拐上了9号高速公路。正是上班的高峰时间,公路上各种汽车像奔腾的洪水川流不息。特纳瞅准空子抢先冲上右边道,将车速加到一百迈。打年轻时他就喜欢开快车,只要握住方向盘他就不能容忍任何一辆汽车超过自己。他这种争强好胜的性格也表现在生活的每个方面,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使得同样肩负国家安全使命的布热津斯基对他总心怀戒意,颇无好感。一想到国家安全顾问那张阴沉干瘦的面孔,特纳心中就感到极不舒服。他在兰利大楼已经干了一年多,竟然没有单独见过一次总统。这在历届中情局长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原因就是布热津斯基在从中作梗,百般阻挠。特纳不明白他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接近总统?又为什么对自己如此不满?作为在军界拼搏了几十年的海军上将,他以前从没与布热津斯基共过事,更无任何恩怨,当初如果不是得到布热津斯基的支持——至少是默许,他也当不上中央情报局的局长。问题就在于他当上局长后对国家安全顾问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激和恭敬,相反,却时常同这位顶头上司的指示和主张分庭抗礼,背道而驰。

1977年2月,卡特上任伊始,便面临着一项重大的外交决策:同巴拿马共和国政府就巴拿马运河问题重开谈判。在研讨对策的内阁会议上,布热津斯基坚持仍实行“以火灭火”的高压政策,加强巴拿马运河的美军防卫力量,以打击在这个地区日益高涨的反美势力。特纳却当即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见解:主张采取“以水灭火”的绥靖策略。他曾以美国海军特种舰队司令官的身份在靠近巴拿马城的巴拿马运河南口驻守过三年,对运河两岸的民情地形了如指掌。他认为如果继续推行高压政策只能加剧巴拿马政府和民众的反抗情绪,巴拿马人很可能会像越南人那样发动游击战。而长达五十一英里的巴拿马运河到处是可怕的丛林地带,在这种地区先进的武器设备很难发挥应有的威力,尤其是水闸系统的脆弱性更为严重,只要对其任何一个部位的机械部件轻微损伤都可以迫使它停止运转,造成全线堵塞。要对付游击战,保证运河畅通,美国至少要向运河沿线再运送20万军队,即使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也不一定获得成功。

特纳的主张得到了国务卿万斯、国防部长布朗的赞同。

布热津斯基和他的支持者立即进行反驳。

双方辱枪舌剑,你来我往,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最后,轮到总统拍板了。他环顾全局,前思后想,竟然把筹码压在了特纳一方:决定废除1923年的美巴不平等条约,同巴拿马政府就运河问题签定一个互益互利、平等友好的新条约。出人预料的是,这个新条约上报国会后,竞一帆风顺获得通过。

这件事对特纳并算不得什么胜利和荣耀,但对布热津斯基来说却是跌了一个小小的面子。难道他会为这件小事耿耿于怀,有意和自己过不去?如果这样那这位堂堂的国家安全顾问就太有点小肚鸡肠了。特纳不愿这样想,却又总忍不住这样想。他希望自己的猜测仅仅是一个误解。他也明白布热津斯基这样做肯定得到总统的暗示和默许。别看总统在巴拿马问题上采纳了自己的建议,但他和布热津斯基一样在骨子里对自己总怀有一种戒意和偏见,从未把自己这个中情局长看成是“总统班底”的成员。这并不奇怪,当初卡特入主白宫时提名任命的中情局长并不是特纳,而是蔡金·索伦森。此人1928年10月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首府林肯,他的父亲老索伦森和著名的肯尼迪家族是世交。1953年索伦森大学毕业后便成为当时国会中最年轻的参议员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合作者。1962年肯尼迪击败对手约翰逊接任总统,组阁配班,论功行赏,被称为竞选班于中“特德”的索伦森当上了“总统特别顾问”和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成为白宫和兰利大楼的核心人物。不料好景不长,数月后肯尼迪在达拉斯被谋杀,中央情报局局长小弗兰克·G·威斯纳因涉嫌此案自杀身亡,副局长索伦森也被迫辞职,跑到纽约办了份《星期六评论》周刊,从此退出政界,销声匿迹。谁也没有料到,1976年圣诞节前一天,新总统入主白宫不满一星期,吉米·卡特突然向记者宣布:他将任命索伦森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这一决定不仅使舆论界哗然,也震动了国会山。参、众两院议员纷纷指责新总统的任命“是一项不明智的举措”,“将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按照美国法律,总统任命政府官员必须要先提交联邦参议院获得半数票通过。因执政党在参、众两院中大都占有多数席位,所以这条法律对总统的权力并没多少约束力。但这次却一反常规,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议员都激烈反对新总统的这项任命,有的议员还公开提出要重新调查索伦森在肯尼迪被杀案件中的涉嫌问题,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卡特无奈,只好收回成命,极不情愿地把中央情报局局长的权杖交给了已退休的海军上将特纳。由立法机构否定总统的任命这不啻给卡特一个下马威,也使他丢掉了要控制中情局的幻想。特纳至今仍不明白,历来言行谨慎的卡特为何会如此器重声名狼藉的索伦森,竟然敢冒这般大的风险委以重任。当然,也许他们一直是合作伙伴,也许背后有什么交易。但有一点他是明白的,卡特看中和信任的是索伦森而并非是他这个海军上将。尽管他上任后竭尽全力勤奋工作,也未能博得总统的赞许和好感。卡特从不单独召见中情局局长,也从不过问中情局的事,完全采取一种漠然无视的态度,特纳对此感到很恼火,但细细想来也很理解。中情局虽然是政府的情报机构,却时常干些危及政府声誉和安全的行动。“刺杀肯尼迪事件”、“谋杀约翰逊事件”、“猪湾事件”、“水门事件”,这些不光彩的“事件”几乎都和中央情报局有说不清的瓜葛。特别是迫使尼克松垮台的“水门事件”,调查委员会查来查去,最后发现这件轰动世界的“丑闻”竟是中情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一手策划的。特纳查阅过有关这一事件的全部绝密档案,其中的内幕连他都感到震惊。多年来,中央情报局这只庞然怪兽不仅把触角伸向地球的每个角落,也伸进了美国的心脏——白宫。

“我潜入白宫的工作就是监视总统和他身边的人,以便到时候控制住他们。”霍华德·亨特在法庭受审时这样供认。他的公开职业是位多产作家,从五十年代以来先后出版了四十多部侦探小说,但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中情局的一名老牌特工。据调查卷宗中记载,此人全名叫小埃弗雷特·霍华德·亨特。1918年10月9日生于纽约州的汉堡,是埃雷特·霍华德·亨特法官的独生子。1940年毕业于布朗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美国海军,由于他作战勇敢,待人礼貌,性格温和,言行谨慎,1943年被选人战略情报局,经过三年的系统训练,又调进中央情报局。他先后在巴黎、东京、维也纳和拉丁美洲逗留多年,曾任美国政策协调局驻墨西哥的负责人和驻蒙得维的亚情报站站长,亲自策划了成功的“暗杀特鲁希略案件”和失败的“刺杀卡斯特罗事件”。他在证词中解释道:“1968年,我在马德里完成了一项既棘手又十分扣人心弦的政治任务后,奉命调回国内。赫尔姆斯要求我以自由撰稿人和作家的身份进入白宫采访。”就在这种“采访”中,亨特用多达数百万美元的重金招募了一批愿意为美国秘密机构工作的斗士,其中既有尼克松总统最亲近的“特别顾问”,别号白宫“总管家”的查尔斯·W·科尔森,也有水门大厦的管道维修工伯纳德·巴克。科尔森在被捕后直言不讳地供认:“长期以来尼克松总统有意疏远赫尔姆斯,坚持不让中央情报局参加许多关于对外政策的讨论,这对中央情报局来说选择是很简单的:或甘愿失去自己的权力,或渗人白宫窥探总统的动静。我深信,亨特是中央情报局的工具,他是赫尔姆斯派来监视并操纵尼克松的,是一旦可能就对尼克松进行讹诈的双重特务。”结果呢,尼克松被搞掉了,赫尔姆斯也下台了。既丢了美国总统的面子,也臭了中央情报局的名声,弄了个恶狗相争,两败俱伤。这一事件不仅使朝野上下一片哗然,更令白宫的当权者们心惊胆战,忐忑不安,惟恐稍有不慎落入中情局的圈套,重蹈尼克松的覆辙。

继尼克松之后坐上总统宝座的卡特自然要铭记前任的教训,他既不想控制或惹恼中情局,更不想被中情局操纵和搞垮。尽管特纳是他海军军官学校的同班同学,俩人完全可能成为亲密的合作伙伴。可他同新任中情局局长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不冷不热的关系。

纳特决心要改变这种关系,频频向总统发出“效忠”的信息,但却一直未能消除卡特的戒心和疑虑。今天他又一次要求面见总统,除了事情本身确实紧急重大,自然也有“效忠”的意思。对这一点他并不避讳,作为权力显赫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从上任第一天他就牢记并遵循中情局创始人艾伦·杜勒斯定下的两条铁的规则:一是不过问政治,忠于国家和总统。不管是‘民主党’的总统还是‘共和党’的总统,都忠心不二,尽职效力;二是坚决反对军事独裁和共产势力。正是基于这两条法规,他才如此急切地想见到总统。他希望这一次自己的愿望不要落空。

3

40分钟后,当特纳匆匆赶到白宫,走进西侧楼总统办公室一侧的蓝厅时,他立刻明白:自己的“热情”又一次被冷落了。总统那把铺着黄缎垫的高背座椅空空地摆在壁炉前,宽旷的大厅中只坐着两个人: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联邦安全局副局长哈理·泰伯森。

似乎为了消除中情局长的猜疑和不悦,布热津斯基没等特纳发问便站起身,一边同他握手一边笑着解释道:“非常抱歉,总统本来已答应要亲自听取你的汇报,可不巧的很,伊朗大使扎赫迪紧急求见,他只好委托我和泰伯森先生在这里等候你。”

特纳在心里狠狠地骂了句:“这头可憎的波兰猪!又他妈在玩小伎俩。”脸上却泛着豁达的笑意:“谢谢!我想我还是个称职的情报局长。”

布热津斯基装作没有听出对方话语中嘲讽的弦外之音,热情地笑道:“是的,总统也时常这样称赞你。”

特纳把手伸向安全’局副局长:“能见到泰伯森先生我已经很高兴。”

泰伯森不愿卷入两人装腔作势的寒暄,直截了当地问:“主任告诉我,您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是的,这件事对于您来说尤其重要。”

泰帕森晃了晃手中的笔记本:“可以记录吗?”

“请便。”特纳在靠近壁炉的一把高背木椅上坐下,掏出一只小型录音机摆在膝头,用大拇指轻轻拨开录音机的黑色旋钮。

大厅中响起一阵刺耳的“沙沙”声,间或掺杂着两个男人粗哑模糊的只言片语“……行动……夜莺……华盛……顿……迪姆虎……卓娅……干掉他……拉霍曼公司……100万……波恩……太平洋……帐号H·D·013……1月3……日……”声音戛然而断。

布热津斯基和泰伯森听得莫名其妙。

特纳又用大拇指轻轻关掉旋钮。“对不起,这盘微型录音带在海因霍的胃里整整装了三天,由于密封层损坏,带子已被严重腐蚀。”

布热津斯基夸张地揉了探耳朵:“幸亏没让总统听到这种声音,不然他一定会大叫起来。”

特纳反唇相讥道:“如果总统知道这声音的内容,也许一定会跳起来。”

布热津斯基把脸扭向泰伯森:“但愿泰伯森先生能感受到这美妙声音中的震撼力。”

泰伯森望着特纳坦诚直言:“我不明白这和中国高级领导人来访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特纳敲打着录音机自信地说:“‘迪姆虎’,你们听清了吧?他讲到了迪姆虎——对,这是生长在东南亚的一种老虎,身材短小,却很凶猛。西方的外交官们都把这位中国领导人称作迪姆虎——东方的迪姆虎。”

泰伯森警觉地盯着中情局长:“你是说伊朗人要刺杀中国领导?”

特纳缓慢地摇摇头,接着解释道:“不,是苏联人。我听得很清楚,录音中讲到了‘夜莺’,这是苏联驻伊朗武官巴里斯夫的代号,他的真实身份是‘KGB’中东调研处上校副处长。此人在中东地区活动多年,同激进的恐怖组织打得火热,近年来在中东发生的几起重大谋杀事件都和他有关。”

布热津斯基点燃一支雪茄,不无忧虑地笑道:“但愿这只‘认莺’不要飞到华盛顿来。”

“他这次的目标就在华盛顿。”特纳加重语气,继续说道:“从这盘录音带中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夜莺’正在施实一个新的阴谋——刺杀迪姆虎。我们不妨就把它称作‘迪姆虎行动’,如果这个行动成功,不但会给中国政局造成极度动荡,也会迫使卡特总统下台。美、中两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更将遭到毁灭性打击。当然,狡猾的‘夜莺’不会亲自出马,甚至不会让苏联人参加。这并不难,只要肯出重金就会找到一群特级杀手。这里就提到一个叫‘卓娅’的人,这显然就是被雇用的杀手的代号。”

布热津斯基朝前倾了倾身子,忍不住插话道:“所以他从‘拉霍曼石油公司’提取了100万美元,作为这次谋杀行动的奖金。”

特纳点点头:“对。多年来‘拉霍曼石油公司’一直被苏联人操纵,它生产的原油百分之八十都运往俄罗斯,是‘KGB’在海湾的一座金库。”

泰伯森从笔记本上抬起目光望着中情局长:“有一点我仍不理解,拉霍曼石油公司总部设在德黑兰,‘夜莺’为什么要从波恩太平洋国际银行提取100万美元?”

“不是提取,是汇入。”

“何以见得?”

“这很简单,‘夜莺’选定的那个叫‘卓娅’的杀手在波恩。”

布热津斯基对此表示异议:“难道他在伊朗找不到一个能干的杀手?要知道霍梅尼已公开宣称美国是伊斯兰革命的头号敌人,我们在德黑兰的大使馆多次遭到狂热分子的围攻,现在连武官也被暗杀。”

“你说得很对。”特纳矜持地笑笑:“我也知道霍梅尼已下令不许海湾一桶石油流入美国,也不许一个伊朗人进入美国,连外交官的签证都被取消。在这个时候,如果从华盛顿机场内走出几个伊朗人,你不感到奇怪吗?我们机智的警察和特工能不发生兴趣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布热津斯基表示赞同地点点头,“既然这样,我们应该派人到太平洋国际银行查一下,从德黑兰汇入的一百万美元打进什么人的帐户。”

“已经查过了。”特纳胸有成竹地说:“帐户的主人叫西蒙·巴德尔,是梅茵霍芙恐怖集团的首领。”

“又是这群狗杂种!”泰伯森狠狠地骂道:“不久前他们刚刚在波恩暗杀了西德工业部长施莱叶,还炸死了四名保镖。”

布热津斯基站起身缓缓走到小桌前从保温壶中倒了一杯咖啡,又坐国高背椅上,慢悠悠地说:“这个‘夜莺’很有眼力呀,梅茵霍芙集团有世界一流的杀手,他选择这些亡命之徒刺杀迪姆虎,对我们无疑将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泰伯森合上笔记本,半是提醒半是询问:“据说梅茵霍芙集团研制出一种微型炸弹,叫‘斯大林糖丸’,杀手可以把这种炸弹吞进肚子里,一旦靠近目标就引爆同归于尽。”

布热津斯基呷了口咖啡:“不错,驻苏丹的西德大使和西柏林基督教民主党市长候选人都是被这样炸死的。梅茵霍芙本人被捕后,也是用这种‘糖丸’引爆自杀的。”把他凝重的目光投向中情局长:“爱德华博士的研究有进展吗?”

特纳带着自得的微笑点头应诺道:“进展非常令人满意。据爱德华博士报告:“这种微型炸弹的外壳是硬性塑料,里面装有一个超频磁感引爆器。主要材料是M·G——6号铀,这是一种爆炸性能极强的准核原料,相当于‘TNT’威力的50倍,也就是说,如果吞下这样一颗‘糖丸’,在十米之内可以把任何肉体炸得粉碎。”

泰伯森不安地问:“能发现吗?我是说用什么方法能检测出这种该死的‘斯大林糖丸’,我们总不能划开每个人的肚皮进行检查。”

“当然能。”特纳作了个肯定的手势:“‘M·G——六号铀’具有一种极强的人射线——只要把‘w·G型核辐射电子控测仪’稍加改装,便能在五十英尺范围内准确地检测出它的位置和能量。”

布热津斯基摩挲着咖啡杯思索稍许,对中情局长指示道:“请你通知爱德华博士,立即改装一批‘W·G型核辐射电子探测仪’安装到各大机场的海关入境口,严密监测,决不允许一粒‘斯大林糖丸’进入美国。”

特纳微微一笑:“三天前我已经这样做了。”

布热津斯基颇感意外地“哦”了一声,并未表示任何赞许,那神态显然是对中情局长独断的行为感到不满。

泰伯森也要求道:“我不知道这种电子探测仪有多大,如果携带方便请给我们特别执行小组也装备三台。”

特纳爽快地答应:“可以,它就像一台中型摄像机,提在手中便可使用。”

布热津斯基有意将脸扭向泰伯森,神情严肃地吩咐道:“最近一个时期你们要特别注意西德的来美人员,尤其是那些追踪采访‘迪姆虎’访美的记者,更要严密监控,防止那个叫‘卓娅’的杀手潜入美国。”

泰伯森郑重地点点头,打开笔记本看了看,说:“据外交部和海关总署提供的情况,本月由西德获准来美人员共187人,其中记者34名。目前已有21名报刊和电视台的记者入境,全部停留在华盛顿。”

特纳笑着插了句:“也许那个‘卓娅’就在其中。”

布热津斯基又向中情局长和安全局长叮嘱道:“你们要利用各自的渠道对这些人的身份再核查一遍。注意,我讲的‘渠道’不是在华盛顿,也不单单指官方,至少我们应该知道那个‘卓娅’是男人还是女人。”

“明白了。”特纳用军人特有的嗓音应了一声,随后拍了拍放在膝头的小录音机,建议道:“关于梅茵霍芙集团的这个刺杀迪姆虎行动我们是不是应尽快向中方通报,以便得到他们的配合。”

“当然。”布热津斯基当即表示同意,“同时我还要告诉你们:中方的情报机构也得到一份刺杀迪姆虎计划。”

“什么?”特纳惊愕地盯着国家安全顾问:“难道中国特工已经掌握了这个情报?”

“不,是另一起谋杀计划。”布热津斯基放下咖啡杯,再次站起身,走到壁炉旁的操作台前,摁动了一颗蓝色按钮。镶嵌在左侧墙壁上的一幅欧洲挂图顿然消失,变成了一面巨大的显示器。他娴熟地敲了几个键钮,荧屏上即刻出现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头像。“他叫李·乔治,1954年生于加利福尼亚州,1977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国家安全顾问并不看图像而是两眼盯着下属,语气平和地介绍道:“此人是美国革命共产党成员,十二天前死于一场车祸。但他在死前却寄给中国安全机关一份‘刺杀迪姆虎计划’。”

屏幕上显示出一个被打开的黑皮笔记本。

“这是中方转来的复印件。据李·乔治提供的情报,这次谋杀行动是美国革命共产党策划的。”

“一定又是‘绿色幽灵’这个狗杂种!”泰伯森咬着牙狠狠骂道。

“对!正是他。”布热津斯基点点头:“从这份情报可以看出,托尼为刺杀‘迪姆虎’已做了非常周密的安排。请注意看,这是他选定的暗杀地点:华盛顿、亚特兰大、休斯敦、西雅图,就是说当中国领导人在这四座城市访问中随时都可能遭到他的攻击。这是他提出的几种暗杀方式……这是他指定的在四个地方行动的杀手名单……”

特纳不解地问:“既然我们已经了解得这样详细,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呢?为什么不组织力量搜捕这些杀手呢?”

“证据呢?”布热津斯基反问道:“没有证据任何人也不敢下逮捕令。”

泰伯森提议道:“但我们至少应该在中国代表团到来之前把这四名杀手监控起来。”

布热津斯基笑了笑:“是啊,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可现在看来你我的担忧都是多余的。据警察总署查实报告:这四名杀手有一名十五天前在华盛顿郊外的橡树林中被人用红色电话线勒死,显然是托尼处决的。有两名也在几天前先后在亚特兰大和休斯敦死于车祸,还剩一名昨天在西雅图滑雪场摔下山谷,虽然没死已成重伤,现在仍在医院抢救。”

特纳盯着荧屏看了好一会,又惊诧地望着安全顾问:“你是说这四名杀手全解决了?”

布热津斯基做了个轻松的手势:“对,全解决了。”

泰伯森冲他拍了拍微秃的脑门,用一种嘲讽的语调问:“你不觉得这件事巧合的戏剧味太浓了点吗?”

布热津斯基消掉屏幕上的图像,慢悠悠地说:“如果你认为这种巧合是人为的,那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中方的特工在我们之前采取了行动。假如真是这样我们就太失体面了;二是我们自己人干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警察总署、陆军情报处……”他目光炯炯地凝视着两位下属:“当然,我希望这是我们的人于的。虽然这样做有悻于人道精神和法律准则,但它符合美利坚合众国的最高利益。”

特纳表白地请求道:“如果您想知道我会调查清楚。”

布热津斯基意味深长地一笑:“不用了,既然人家不愿讲自然有不愿讲的理由。我只想提醒二位:四名杀手虽然‘解决’了,但托尼还在,而且很可能就在华盛顿,这个魔鬼不会就此罢休,你们一定要把他找到,然后牢牢盯住。”

泰伯森把攥紧的拳头狠狠拧了一下:“最好也用适当的方式把他‘解决’了。”

布热津斯基望了他一眼,既没讲赞同,也没说反对,但那目光明明是一种默许的表示。

这时,启动中的计算机电子报时器发出“嘀嘀”的声响,屏幕下端闪现出一行数字:“1979年1月26日9时30分”。

布热津斯基看了看显示的时间:“还有四十八小时那位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客人就将飞抵华盛顿。”

特纳问:“中方的保安人员先遣团怎么还没到?”

布热津斯基说:“这位高级领导人已下令取消了先遣团。他只带十名警卫随机同来。”

泰伯森惊讶地问:“十名?”

布热津斯基点点头:“对,这还包括你要求的一名中方联络员。”

泰伯森问:“叫什么名字?”

布热津斯基答道:“罗新华。”他又敲打了几下键盘:“这是我们刚刚得到的有关他的档案资料。”

屏幕上清晰地显示出一个中国人的面孔:稀疏的短发,瘦长的脸颊,浓浓的双眉下两只微微眯起的眼睛里闪着一股幽幽的亮光,仿佛在冷冷地凝视着什么。头像下闪过一行行字幕:罗新华,原名杰·罗伯特,卫930年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父母均为华裔移民。1949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同年11月返回中国,1951年加入中共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先在总司令部任翻译,因与一名英国女记者发生爱情,受到军法处分,被降职到野战部队。后因作战勇敢,两次受到上司记功奖赏。1953年被美军骑兵一师第三联队俘获,经审讯后释放。同年9月被中共军方遣送回国,关押审查达半年之久。1954年调人新组建的公安部特侦处,1958年升任副处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他因同美国有特殊关系和“被俘问题”而遭逮捕,在监狱中度过六年,出狱后又到“五·七于校”劳动改造五年。“四人帮”倒台后,他才重新回到公安部特警处,任处级顾问。个人特征:思维敏捷、性格内向、精通英语、熟悉特工技能、军事器械、具有较强的传统思想、不善交际、不喜烟酒、不近女色,至今仍独身一人……

泰伯森皱皱眉:“真不明白中方为什么会派来这样一个怪癖的单身汉。”

布热津斯基关掉电子显示器:“不要忘了,林肯也是单身汉。”他站起身望着安全委员会特别执行小组组长,神情郑重地说:“卡特总统已签署命令,在中国代表团访美期间,安全委员会和特别执行小组有权调动一切国家防卫力量,使用任何必要的方式,以确保中国客人的安全。决不许出现第二个达拉斯。”最后一句他说得很慢,也很有力。

泰伯森点点头。他不清楚这最后一句是总统讲的还是安全顾问自己加的,但从对方的目光中他感到一种审视和责问。达拉斯,这个令人讨厌的地名多年来就像一块巨石压在他的心头:1963年11月22日,他正是在达拉斯那个地方值勤的特工。该检查的部位全检查了,该戒严的地方都戒严了,他认为整座城市万无一失,绝对安全,结果,肯尼迪却在数百名特工的护卫圈中饮弹身亡。凶手是一个叫奥斯瓦尔德的前海军陆战队员,他在被抓后未等审讯却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叫杰克·鲁比的夜总会老板在警察局的牢房里开枪打死。不久,中央情报局局长小弗兰克·G·威斯纳也自杀而死,使这一轰动世界的事件越发变得扑朔迷离,神秘莫测。作为一名当时负责保卫总统的特工,每提及这事他心中便有一种强烈的负疚感。尽管案件至今仍没有查清,由总统领导的调查小组仍在四处奔波,但他一直固执地坚信自己的判断:中央情报局一定插手了这起刺杀阴谋。此刻,老谋深算的国家安全顾问又讲到“达拉斯”,显然不仅仅是提醒自己,更是对中情局长的告诫。

特纳神色坦然地装起小型录音机,起身朝泰伯森伸手告别:“再见。需要我效劳的时候请尽管吩咐。”

“谢谢,相信我们这一次会合作得很愉快。”泰伯森用力握了握对方的大手,忽然他又想起自己的救命恩人,老牌特工——那个秃顶上校常说的一句话:“我们的眼睛不是盯着暗藏的刺客,而是面前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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