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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1

1月30日晨。

罗新华和王枫离开安全指挥中心,返回布莱尔大厦见刘晓军正在房内等候。他交给王枫一份大使馆刚刚收到的国内发来的传真电报。

王枫看罢,递给罗新华。

电报很简短:

经查:一、拉霍曼石油公司原是苏联和伊朗合资开办的一家中型企业,但在一个月前公司董事会却将百分之七十的股份卖给了台湾的长城远洋运输集团;

二、波恩太平洋国际银行的帐号确属梅茵霍芙集团。该组织在收到拉霍曼石油公司汇入的50万美元的第二天即提取30万美元转入阿富汗一家私人银行,这笔款项究竟转给什么人,干什么用,目前尚不清楚;

三、托尼同梅茵霍芙集团现任首领西蒙·巴德尔关系密切,不久前两人曾在巴黎和华盛顿进行过两次秘密会晤,此次极有可能联手策划恐怖事件。望将此情况速通报美方,将其抓捕或采取其他方式阻其行动。

罗新华从电报上抬起目光,望着瘦小的副部长:“由此看来,梅茵霍芙集团收到的50万美元是台湾人汇入的。也就是说,是台湾人花钱从梅茵霍芙集团雇用杀手。”

王枫表示赞同地点点头:“对,这个西德杀手很可能就是美国人查找的那个‘卓娅’。”

罗新华猛有所悟:“给托尼打电话的女人会不会就是从波恩来的‘卓娅’?”

王枫没有即刻回答,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慢吞吞地说:“那个女人既然自称‘梅茵霍芙’,显然是来自西德的恐怖分子。不过,这种推论又有些有不大合乎情理:谁都知道,梅茵霍芙集团是一个狂热亲苏的极端组织,台湾当局怎么会雇用他们充当杀手呢?况且,50万美元的价码也有些太低了,如今雇一个高级杀手的世界通价至少是300万。”

刘晓军不解地问:“那这个叫‘卓娅’的女人跑到华盛顿来干什么?她和托尼策划的‘刺杀迪姆虎计划’又有什么关系?”

王枫笑笑:“是啊,我也正琢磨这两个‘为什么’呢。”

罗新华想了想,也没想清楚,便挥挥手说:“先不管什么桌呀椅呀,现在最危险的是托尼,只要盯紧这小子,估计就出不了什么大问题。”

王枫忧心忡忡地哼了一声:“这家伙比泥鳅还滑,就怕他们盯不住呵!”

罗新华也似乎想起什么:“如果他们真的出点差错,欧安娜就很危险。”

刘晓军不安地提议道:“应该让那个姑娘赶快离开托尼,万一被他察觉就糟了。”

“是要想点办法。”王枫又取过传真电报端详了一会,“我看这个泰伯森的‘监控计划’不太保险,要保护欧安娜的安全,阻止托尼的暗杀行动,只有采取‘其他方式’。”他两眼盯着罗新华,语气低沉地说:“让欧安娜抢先行动,除掉这个恶魔,你看怎么样?”

罗新华有些犹豫:“这……她行吗?”

王枫很有把握地点了一下头:“我看行。为了报仇,她竟然敢单独打到托尼身边,可见这个姑娘胆量不一般。”他扭头冲刘晓军轻声吩咐道:“你尽快给她准备一支M——76型毒针手枪。”

刘晓军点点头。

罗新华在国内曾见过这种手枪,外形很象一只精美的打火机,里面装有三根用白金和铱特制的毒针。每根针长1.52毫米,针头含有0.5克由蓖麻子衍化出来的毒汁。这种毒汁比眼镜蛇的毒液还要厉害十几倍,刺入皮肤几秒钟内便可致人于死命。击打目标时既无声响也无伤痕,很难被人发现。1月2日,保加利亚的叛逃者马科夫就是在伦敦的大街上被人用这种毒针杀死的。如果让欧安娜也用这种方法干掉托尼,并无多大危险。但罗新华仍有些不放心,沉思着问:“事后怎么办?按美国法律欧安娜就得吃官司。”

王枫似乎早已深思熟虑,胸有成竹:“让我们大使馆的同志把她护送到中国。”

刘晓军即声应道:“没问题,这事交给我办。”

罗新华想了想,对王枫说:“好吧,等欧安娜再联系时我和她商量一下。”

2

差一刻9点,泰伯森也来到布莱尔大厦,亲自护送中国代表团的车队抵达白宫,罗新华也和他一同乘车前往。

沿途到处可见担任警戒的军警和便衣特工,两架直升机在楼群顶端盘旋。但所有的街道都没有戒严,车辆和行人仍可以在大街上自由穿行。不时有人朝中国高级领导人乘坐的那辆车头插着两面中国国旗的林肯防弹轿车友好地挥挥手或鸣几声汽车喇叭。

当车队抵达白宫台阶下时,罗新华特别留意瞭望了一下草坪对面的广场,发现昨天那伙打着“声援自由中国委员会”横幅和国民党党旗的示威人群确实不见了,只有数十名身着奇形怪状衣帽的青年男女举着一些奇形怪状的小旗不知在呼喊什么。

中国领导人和卡特的第三轮会谈是在椭圆形办公室一侧的蓝厅举行的。

9时整。随行人员和记者们全部退出。两扇厚重的胶木门缓缓地关严。

罗新华很想听听中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都谈论些什么。但不可能,他无权进入,也无权知道。他只能和泰伯森站在门外的长廊上,默默地等候着。直到数年后,他才在卡特的自传中看到一段有关这次会谈的记载:

“……第二天,我和来访的中国领导人又在一起会晤。这一次有我们助手参加的会谈比前一天的会议轻松而又和缓得多。我们讨论了双方偿还资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时双方互相没收资产引起的),并保证努力迅速解决这一个和其他的遗留问题。他对于这些复杂问题的具体细节了如指掌。

“我提出了关于最惠国待遇的法规问题。如果我们只给予中国,而不给予苏联,将造成不平衡。他对我说,在移民问题上,中国不会同苏联相提并论。他还说:‘如果你要我输送一千万中国人到美国来,那我是十分乐意的。’这话很自然地引起了哄堂大笑。

“我提了交换留学生计划的问题。我不赞成他关于美国学生完全由他们自己在一起生活,而不同中国学生或中国家庭住在一起的决定。他解释说,中国的居住条件差,达不到美国人的起码生活水平。我认为他的解释理由不充分。我又提了另一个问题:‘只要你同意美国派多少学生到中国,至于谁能够去,我们不要你们审查’。他笑着说,对付几个学生,中国还是有力量的。中国人并不想从思想意识的角度审查学生。他还说对于美国记者在中国各地的旅行将有些限制,但不会进行任何新闻检查。我对他说,既然他给我提供一千万中国人,那我将给他提供一万名新闻记者。他放声大笑,并立即表示谢绝。

“我将美国就出售武器的问题给勃列日涅夫的答复告诉了这位坦率的中国客人:我们的政策是既不向中国,也不向苏联出售武器,但是我们不想影响有主权的盟国的政策。他答称:‘是的,我知道这是你们的态度,这很好。’

我们还谈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机密的问题。会谈进行得很愉快,很有成效。……”

3

中国高级领导人和卡特会谈了一个多小时。结束后,俩人又一同来到一楼的新闻大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在两位首脑进入之前,罗新华和泰伯森已将新闻大厅内仔细检查了一遍,并毫不客气地把两名记者的摄像机打开看了看。随后,就又如同泥塑般站在靠近讲台的一侧。

招待会由白宫新闻秘书鲍威尔主诗。中美两国的两位首脑并排坐在铺着橄榄绿绒毯的长桌后。在他们面前摆着两束艳丽的山茶花和一堆各种样式的录音机,脚下放着两只黄铜痰盂。卡特不知听谁说年迈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由于抽烟过度患有气管炎,时常要吐痰,便特意派人订购了一千只黄铜痰盂,摆在白宫内。于是,人们便在国宾厅、走廊上、甚至电梯里随处都能见到这种锃亮耀眼的物件,如一盆盆盛开的菊花,黄灿灿煞是好看。在中国高级领导人面前的山茶花旁,还摆着五盒熊猫牌香烟和一只中国产的景泰蓝烟灰缸。罗新华不由想起昨天在《纽约时报》上见到的一则报道,大字标题竟是“卡特总统向中国客人保证,他可以随便一口口猛喷熊猫牌香烟而不用担心触犯美国法律。”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在抵达华盛顿后不久同美国总统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卡特取出特备的熊猫牌香烟招待中国客人。这位中国高级领导人说:‘你不吸烟,我也免了吧。’卡特说:‘不必,我虽然不吸烟,但我并不反对吸烟,因为美国有一亿多吸烟者,我不能没有他们的支持。’中国领导人问:‘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卡特回答:‘没有,只要我任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我父亲就是种植烟草的农场主。’中国领导人笑道:“好,我支持你父亲。’他点燃香烟,大口喷吐着。”

罗新华很喜欢这篇短小的花絮文章。他觉得把两位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描写成两位和蔼可亲的老者更富有人情味,更容易被人接受。他特别留意观察了一下,尽管卡特已许诺可以随时吸烟,但“1号首长”在记者招待会上从始至终也没吸一支。有几次他已伸手拿过烟盒,看了看又放下了。最后,索性将烟盒和烟灰缸一同推到翻译冀朝铸面前。身穿灰色中山装的冀朝铸会意地笑了笑,用一束山茶花将烟盒盖住。

随着“中国热”在美国的掀起,53岁的翻译冀朝铸已成为这片国土上家喻户晓的人物。许多人都把他称为“中国领导人的影子”。只要中国高级领导人在传播媒体中出现——不论是会谈、参观,还是别的什么场所,他总是相随左右。连卡特都说他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因为在白宫庞大的外交人员中找不到一个完全合格的从英文到中文的翻译。对冀朝铸,罗新华并不陌生,多年前就听说过他的名字,在《人民画报》上还见过他和毛泽东、斯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同时罗新华还知道他和自己的经历也很相似,也是一个美籍华人的后裔,出生在纽约,并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代。他的父亲曾是纽约一家华文报纸的著名记者,二次大战中调到华盛顿战时新闻署,采访过许多当时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并把许多美国的宣传品译成中文,向中国散发。也许是受父亲的影响,1949年当冀朝铸从哈佛大学毕业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毅然告别家人,返回祖国,进入外交部当了一名翻译。虽说他和罗新华一样都是在大洋彼岸长大的炎黄子孙,但回国后的命运却比罗新华幸运,在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中,竟然没有遭受多少坎坷和磨难,但也活得不轻松。1972年,尼克松秘密访华,周恩来亲自点名把冀朝铸调到身边当翻译,使他有幸参加了国务院总理同美国国务卿和尼克松的多次会谈。后来,周恩来因被“四人帮”诬陷在同美国首脑谈判中“搞右倾投降主义”,被迫在政治局作了三次检查,冀朝铸也因此被隔离审查。“四人帮”在外交部的亲信软硬兼施,诱威并用,逼他揭发周恩来对美国的“投降主义”,均遭到他的拒绝。虽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但他的品格和骨气却受到人们赞誉。这次“1号首长”率团访美,也亲自点名让他担任随团翻译。这除了他受过美国的高等教育,有良好的英语素质外,其本身的品格和骨气无疑也是被器重的重要因素。到美国三天来,罗新华听过几次冀朝铸的现场翻译,发现他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材,不仅英语讲得好,而且有极强的综述能力。难怪卡特和“1号首长”对他的翻译都极为满意。

出席招待会的都是持有红色特别采访证的记者,因此人数并不算很多。罗新华又在人群中见到了杜立彬,他那光闪闪的头顶格外引人注目。他也看见了罗新华,特意走过来将照像机的镜头对准安全联络员摁了几下,随后笑了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

罗新华冲他感激地点点头,觉得能在这个时刻,能在这种场合拍张照片留作纪念,是件很得意的事情。

记者招待会是10点30分开始的。

能在白宫和中美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使这群有幸进入新闻大厅的记者显得都很兴奋,提问也很热烈,尖锐:

“阁下,你来美国访问是不是为了联合西方力量对付苏联?”

“请问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世界局势将产生哪些影响?”

“你认为当前战争的危险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你对越南军队攻占金边有何评价?”

“你和卡特总统的会谈取得了哪些成果?中美双方是否要结成军事盟国?”

“你对美国的印象如何?”

……

中国领导人微微侧着头,仔细听着冀朝铸翻译的每一个提问,然后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回答。在谈到世界局势时他又一次毫不客气地谴责了“某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他说:“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也有利于世界各国谋求长期的和平与稳定、繁荣与发展。这正如蒙代尔副总统讲的:‘任何国家企图在世界事务中削弱和孤立中国,都是采取了一种违反美国利益的立场。’在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卡特总统是积极的,明智的。我曾对他说,这件事比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更重要,更有意义。我并不反对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但是,纸上的东西总是靠不住的,即使制定了两个,三个,八个,十个这样的保证,也不能限制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有位黑人记者问:“副总理先生,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签署没有遇到麻烦吗?”

中国高级领导人笑笑说:“麻烦总有一点,我们同日本签署中日建交联合公报只用了一分钟,同美国签署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却用了两分钟,就是有些麻烦要解决。”

一个长得很漂亮的金发女郎起身问道:“请问,中美建交和您访问美国是否得到了全体中国人的支持和拥护?”

他扬起头微笑着望着提问者:“不,也有人反对,至少有一个省的领导人就不赞成我来贵国访问。”

四周刹时一片沉静。

女记者忙追问道:“能告诉我是哪个省吗?”

中国领导人诙谐地说:“当然可以,台湾省。”

大厅里响起一阵失望却很愉快的笑声。

“台湾问题”是记者们普遍关注的焦点,纷纷争先提问。

“尊敬的副总理先生,您的美国之行对台湾有什么影响?”

他朗朗笑道:“影响总会有一点,至少这几天搅得蒋经国先生睡不安逸。”

有记者问:“您同卡特总统的三次会谈是否就解决台湾问题达成了某些协议?”

中国领导人收敛笑容,提高音量说:“这个协议早就达成了,就是1972年的中美《上海公报》。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也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卡特总统维护和遵循联合公报的原则,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我对总统说:中美虽然建交了,但美国政府内仍有少数政治家顽固坚持‘一中一台’,坚持反对摒弃台湾,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友好关系。这种为了一粒芝麻,扔掉一个西瓜的态度,是很蠢的。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根基,只有根基扎牢了,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如果有一天中美关系出现了波折,一定是有人动摇和损害了这个根基。卡特总统已多次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的任何政治家,任何时候都不会以任何手段进行干涉。我真诚地希望总统的这个承诺能成为美国政府一个永久性的立场。”

又有记者问:“副总理阁下,据白宫发言人鲍威尔透露:您在同卡特总统会谈中曾承诺大陆将不会向台湾使用武力。这是否意味着解决台湾问题只能采取‘和平方式’?”

中国领导人用力挥了一下手臂断然答道:“不,我和卡特从没谈论这个话题,我不知道鲍威尔先生是从哪里听到我的这个承诺?不过,我在这里可以告诉各位:我们希望并将全力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绝不放弃使用别的方式。不久前我在北京曾对几位美国议员说过:解决台湾问题我们一直准备着两手:和平之手,战争之手。”

有记者问:“请问,中国政府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使用‘战争之手’?”

以顽强和冷峻著称的中国领导人目光灼灼地扫视着众人:“无非出现两种情况:一、外国军队进驻台湾;二、台湾当权者宣布独立。这是中国人民绝不允许的。”

有记者问:“台湾搞的是资本主义,大陆搞的是社会主义,两种敌对的社会制度怎么能统一相处呢?”

中国领导人轻松地笑道:“这没得什么难办的,两岸统一后,台湾领导人如果愿意可以继续搞资本主义,大陆继续搞社会主义,彼此携手竞争,看哪个搞得更好。这就叫‘一国两制’。”

……

记者招待会开了将近一个小时。各国记者几乎全将话筒伸向中国领导人,向他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相比之下,卡特就有些被冷落的感觉,除偶尔回答一两个提问,只能面含微笑坐在旁边奉陪。开始,罗新华很为“1号首长”捏了把汗。他知道这些外国记者可不像中国记者那样老实听话,什么尖锐、敏感的事都敢问,什么难听、嘲讽的话都敢说。而且善于声东击西,偷梁换柱套消息,稍为不慎有一两句话被他们抓住把柄,便会把满世界炒得风风雨雨,沸沸腾腾。几年前,罗新华曾在《参考消息》上见到一则报道,说尼克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顺嘴说了句口头掸“他妈的”。好,这下可不得了啦,几十名记者不仅为这句口头禅在大报小报上连篇累续发表文章,愤怒谴责美国总统辱骂记者,而且还一张状纸告到最高法院。逼得尼克松只好在电视上为这句“他妈的”公开道歉,事态才算平息下来。罗新华过去也接触过一些高级领导人,有的交谈时总爱带几句话把,什么“他妈的”,“狗日的”,“蛋操的”,张嘴就来。当然,“1号首长”不会讲这些粗话,但难免有一两句失误的言词或过多的使用“无可奉告”,那也会大大损伤他的形象和威望。

罗新华很快就发现自己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对记者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这位将军出身的“且号首长”都应答自如,有条不紊。他那安详、沉稳的神态,幽默自信的语言,使记者们领略到一个伟大政治家敏捷的思维和雄辩的口才,也使罗新华暗暗敬叹。

有记者问卡特:“总统阁下,通过三次会炎,你对中国领导人印象如何?”

卡特笑眯眯地说:“哦,他是一个坦诚、强硬、说话算数的男子汉。”

4

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按照预定的日程安排,罗新华又护送“1号首长”赶往国会大厦,出席由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弗兰克·丘奇举行的欢迎午宴。

车队徐徐驶进国会大厦门廊。

对于这座米黄色的高大建筑,罗新华并不陌生,三十年前,当他还是一名穷大学生时曾参观过这里。三十年的日月灼照,风雨侵蚀并没使它衰老黯淡,至少他在感觉上觉得没有多大变化,那石阶、廊柱,那大厅、穹顶,还是那般雄伟、华丽,凝聚着一股高傲的贵族之气。庭院中的杉树、黄杨树还像当年一样挂着写有树名和产地的小木牌,甚至连墙上的壁画,门厅的吊灯都和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仍是那般的灿烂夺目、烟烟生辉。三十年前,当他独自在这里徘徊时,绝没想到三十年后他会跟随一位共和国的领袖再次踏进这座庄严的大厦。岁月真像一个不停旋转的万花筒,把每个人的命运颠来倒去,随意组合,变化出无穷无尽的悲欢离合。

当罗新华跟随“1号首长”走进金碧辉煌的宴会厅时,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一百多名参、众两院的议员们纷纷起立鼓掌。尽管罗新华明白如此众多的美国政坛要人并非是向他起立致意,但他心中仍感到一种莫大的骄傲和自豪。

欢迎午宴相当隆重而丰盛。十多张巨大的餐桌旁坐满了参、众两院、两党的名流显贵。众议院议长托马斯·奥尼尔首先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一份礼品——一本烫金封面的《林肯传》。

正当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杜布洛基用生硬的汉语致欢迎词时,罗新华手中握着的无线电话发出轻弱的鸣叫。自昨天夜里欧安娜出现后,他便为自己配备了一台高频便携电话,以便随时能同外界取得联系。电话果然是欧安娜打来的。她用暗语通知罗新华:速到“八仙聚”。

罗新华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王枫,没等宴会结束,他便离开议会大厦,独自驱车赶往乔治敦大街B区的那家中国餐馆。

不料,当他赶到时却不见欧安娜的踪影。罗新华正诧异,那个很胖、很热情的广东老板迎上来哈着腰问:“您是大陆来的罗先生吗?”

罗新华点点头。

“有个很漂亮的女士让我把这样东西交给您。”他将一只封口的信袋递给罗新华。

“那个女人呢?”

“刚刚离开了,她说会给您打电话的。”

罗新华道声谢,返回车内撕开信袋,见里面装着一盒微型录音带和一张2HD三寸软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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