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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抗战拉开了幕布(5) 17路军的将士拿出钱、粮和衣物进行慰问。 老百姓,尤其是那些老婆婆,拿着自己攒下的鸡蛋送给东北军的眷属们吃。 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使东北军将士深深感到祖国同胞情谊的温暖,同时也激 起了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 有的大声说:“他们说共产党是赤化,赤化有什么可怕? 这样下去,老子绿化 也干!”这种军民一致的思想情感,成为以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相互合作、促成“西 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来到陕北后,即通过南汉宸、汪锋、王炳南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做争取 杨虎城的工作。 毛泽东还派红26军政委、陕西省地下省委兼军委委员汪锋带去他亲笔写的信, 与杨虎城谈判,并与杨虎城达成四项协议:第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愿与17 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 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第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第三,17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 员往来。 第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张学良与杨虎城都知道对方与共产党有联系,但又都不敢说出来,只是进行一 些试探性的谈话,彼此心照不宣。 高崇民到西安后,在张学良的示意下,才疏通了关系,消除了误会。 从此二人肝胆相照,为抗日救国携手合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说服蒋介石抗日,对蒋多次进行劝谏、苦谏和哭谏。 张学良甚至向蒋介石跪下,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厉声回答:“是我服从你呢 ?还是你服从我?”1936年11月1 日,张学良去洛阳参加洛阳军校纪念会,蒋介石针 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主张,杀气腾腾地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 产党也是汉奸!”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与红军联系共同抗日时,国民党军统和中 统特务早已在暗中窥视。 “剿共”政训处长很快就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并亲自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 告发。 蒋介石听后大为震动。 他感到,如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之密谋实现,“剿共”大业将前功尽弃,这 将直接关系到他的统治和一生的成败。 他决心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 他认为,红军残部窜至陕北,经过休整和补充,也不过3 万人。 而他调集30万大军、200 架飞机易如反掌。 他还拥有毒气弹,在两三个月内就可以将共军大部消灭在陕北。 如果一小部分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他再控制黄河,用兵围剿,红军 插翅难逃。 到那时,红军让我收编,我也最多收编5000人。 至于张、杨二人,他自信他们还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如不听令,他立即就将他们调离西北,然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们。 mpanel(1); 主意已定,他在两广事变结束后,立即于10月22日飞赴西安。 他初到西安,为了摸清张、杨的底细,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张、杨和邵力 子等陪他登华山,游终南,然后听张、杨对“剿共”的意见。 这期间,他到张学良办的王曲训练团,以领袖身份训了一次话。 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危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危害尚缓。 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 置,便不是革命。 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 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予以制裁的。” 当时东北军中的抗日呼声甚高,不愿与红军作战。 王曲训练团又是张、杨为抗日培养军事干部的场所,所以军官们听了蒋介石的 讲话,莫名其妙,十分气愤。 会场上顿时咳嗽声、跺脚声、用脚擦地声、低语声响成一片。 蒋介石只好讲了半个钟头就收场了。 张学良本想陪着蒋介石与前排的高级军官握握手,可看到会场秩序不妙,就免 了。 一散会,军官们便议论纷纷,有的说:“这算什么训话,简直是胡说八道!” 有人说:“他的所做所为与卖国贼没有两样。” 第二天安排讨论,讨论会变成了批判会。 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苗剑秋大声说:“我们亡省亡家,他却让我们不要打日本, 去打共产党,简直是放屁! 他讲这样的混账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蒋介石来西安之时,正是他反动统治登峰造极之时。 他用分化收买惯技,解决了两广事变,又迫使他的政敌汪精卫出国。 这年的10月30日又是他的50大寿,他便去洛阳住了一个月,让全国上下为他祝 寿,捐财、捐物,到处修建“中正堂”、“介寿祠”,甚至让每一个小学生都为他 捐献。 当年,吴佩孚在洛阳庆祝50大寿时,是“满天风雨会中州”,盛况空前,蒋介 石与吴佩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泉石小说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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