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的掌故（并徐匀来信） 　　编者先生： 　　由最近一个上海的朋友告诉我，“沪上的文艺界，近来为着革命文学的问题， 闹得十分嚣。”有趣极了！这问题，在去年中秋前后，成都的文艺界，同样也剧烈 的争论过。但闹得并不“嚣”，战区也不见扩大，便结束。大约除了成都，别处是 很少知道有这一回事的。 　　现在让我来简约地说一说。 　　这争论的起原，已经过了长时期的酝酿。双方的主体――赞成革命文学的，是 国民日报社。――怀疑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是九五日报社。最先还仅是暗中的鼎 峙；接着因了国民政府在长江一带逐渐发展，成都的革命文学家，便投机似的成立 了“革命文艺研究社”，来竭力鼓吹无产阶级的文学。而凑巧有个署名张拾遗君的 《谈谈革命文学》一篇论文在那时出现。于是挑起了一班革命文学家的怒，两面的 战争，便开始攻击。 　　至于两方面的战略：革命文学者以为一切都应该革命，要革命才有进步，才顺 潮流。不革命便是封建社会的余孽，帝国主义的爪牙。同样和创造社是以唯物史观 为根据的。――可是又无他们的彻底，而把“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并为一谈。 ――反对者承认“革命文学”和“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同为文学上一种名词， 与文学革命无关，而怀疑其像煞有介事的神圣不可侵犯。且文学不应如此狭义；何 况革命的题材，未必多。即有，隔靴搔痒的写来，也未必好。是近乎有些“为艺术 而艺术”的说法。加入这战团的，革命文学方面，多为“清一色”的会员；而反对 系，则半属不相识的朋友。 　　这一场混战的结果，是由“革命文艺研究社”不欲延长战线，自愿休兵。但何 故休兵，局外人是不能猜测的。关于那次的文件，因“文献不足”，只好从略。 　　上海这次想必一定很可观。据我的朋友抄来的目录看，已颇有洋洋乎之概！可 惜重庆方面，还没有看这些刊物的眼福！ 　　这信只算预备将来“文坛的掌故”起见，并无挑拨，拥护任何方面的意思。 　　废话已说得不少，就此打住，敬祝撰安！ 　　徐匀〔２〕。十七年七月八日，于重庆。 　　回信 　　徐匀先生： 　　多谢你写寄“文坛的掌故”的美意。 　　从年月推算起来，四川的“革命文学”，似乎还是去年出版的一本《革命文学 论集》〔３〕（书名大概如此，记不确切了，是丁丁编的）的余波。上海今年的 “革命文学”，不妨说是又一幕。至于“嚣”与不“嚣”，那是要凭耳闻者的听觉 的锐钝而定了。 　　我在“革命文学”战场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状，不得而知。 但向他们屁股那面望过去，则有成仿吾司令的《创造月刊》〔４〕，《文化批判》， 《流沙》〔５〕，蒋光Ｘ（恕我还不知道现在已经改了那一字）拜帅的《太阳》 〔６〕，王独清领头的《我们》〔７〕，青年革命艺术家叶灵凤独唱的《戈壁》 〔８〕；也是青年革命艺术家潘汉年编撰的《现代小说》〔９〕和《战线》；再加 一个真是“跟在弟弟背后说漂亮话”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１０〕。但前几 天看见Ｋ君对日本人的谈话（见《战旗》七月号）〔１１〕，才知道潘叶之流的 “革命文学”是不算在内的。 　　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 确是无产阶级文学，至于是否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则因为我是外行，不得而知。但 一讲无产阶级文学，便不免归结到斗争文学，一讲斗争，便只能说是最高的政治斗 争的一翼。这在俄国，是正当的，因为正是劳农专政；在日本也还不打紧，因为究 竟还有一点微微的出版自由，居然也还说可以组织劳动政党。中国则不然，所以两 月前就变了相，不但改名“新文艺”，并且根据了资产社会的法律，请律师大登其 广告，来吓唬别人了。 　　向“革命的智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 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 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１２〕，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 我以为这是很可惜，也觉得颇寂寞的。 　　但这是就大局而言，倘说个人，却也有已经得到好结果的。例如成仿吾，做了 一篇“开步走”和“打发他们去”，又改换姓名（石厚生）做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