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一整天 　　我们还睡在床上的时候，他走进屋来关上窗户，我就看出他象是病了。他浑身 哆嗦，脸色煞白，走起路来慢吞吞，似乎动一动都痛。 　　"怎么啦，沙茨？" 　　"我头痛。" 　　"你最好回到床上去。" 　　"不，没事儿。" 　　"你回床上去。等我穿好衣服就来看你。" 　　可是等我下楼来，他已经穿好衣服，坐在火炉边，一看就是个病得不轻，可怜 巴巴的九岁男孩。我把手搁在他脑门上，就知道他在发烧。 　　"你上楼去睡觉吧，"我说。"你病了。" 　　"我没事儿，"他说。 　　医生来了，他给孩子量了量体温。 　　"几度？"我问他。 　　"一百零二度。" 　　在楼下，医生留下三种药，是三种不同颜色的药丸，还吩咐了服用方法。一种 是退热的，另一种是泻药，第三种是控制酸的。他解释说，流感的病菌只能存在于 酸性状态中。他似乎对流感无所不知，还说只要体温不高过一百零四度就不用担心。 这是轻度流感，假如不并发肺炎就没有危险。 　　回屋后我把孩子的体温记下来，还记下吃各种药丸的时间。 　　"你要我念书给你听吗？" 　　"好吧，你要念就念吧，"孩子说。他脸色煞白，眼睛下面有黑圈。他躺在床上 一动也不动，似乎超然物外。 　　我大声念着霍华德・派尔的《海盗集》；但我看得出他①不在听我念书。 　　①霍华德・派尔（1853-1911）：美国作家、画家、插图家，为杂志工作多年， 作品大多取材美国殖民地时期及内战时期史实及传说，除撰文外，并亲自作画。 　　"你感觉怎么样，沙茨？"我问他。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我坐在他床脚边看书，等着到时候给他吃另一种药。本来他睡觉是轻而易举的， 但我抬眼一看，只见他正望着床脚，神情十分古怪。 　　"你干吗不想法睡一会儿？要吃药我会叫醒你的。" 　　"我情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他对我说，“要是你心烦就不用在这儿陪我，爸爸。" 　　"我没心烦。" 　　"不，我是说如果叫你心烦的话，就不用在这儿陪。" 　　我以为他也许有点头晕，到了十一点我给他吃了医生开的药丸后就到外面去了 一会儿。 　　那天天气晴朗寒冷，地面上盖着一层雨夹雪都结成冰了，因此看上去所有光秃 秃的树木，灌木，修剪过的灌木，全部草地和空地上面都涂上层冰。我带了一条爱 尔兰长毛小猎狗顺那条路，沿着一条结冰的小溪散散步，但在光滑的路面上站也好， 走也好，都不容易，那条红毛狗跳一下滑倒了，我也重重摔了两交，有一次我的枪 都掉下来，在冰上滑掉了。 　　一群鹌鹑躲在悬垂着灌木的高高土堤下，被我们惊起了，它们从土堤顶上飞开 时我打死了两只。有些鹌鹑栖息在树上，但大多数都分散在一丛丛灌木林间，必须 在长着灌木丛那结冰的土墩上蹦几下，它们才会惊起呢。你还在覆盖着冰的、富有 弹性的灌木丛中东倒西歪，想保持身体重心时，它们就飞出来了，这时要打可真不 容易，我打中了两只，五只没打中，动身回来时，发现靠近屋子的地方也有一群鹌 鹑，心里很高兴，开心的是第二天还可以找到好多呢。 　　到家后，家里人说孩子不让任何人上他屋里去。 　　"你们不能进来，"他说，"你们千万不能拿走我的东西。" 　　我上楼去看他，发现他还是我离开他时那个姿势，脸色煞白，不过由于发烧脸 蛋绯红，象先前那样怔怔望着床脚。 　　我给他量体温。 　　"几度？" 　　"好象是一百度，"我说。其实是一百零二度四分。 　　"是一百零二度，"他说。 　　"谁说的？" 　　"医生说的。" 　　"你的体温还好，"我说，"没什么好担心的。" 　　"我不担心，"他说，"不过我没法不想。" 　　"别想了，"我说，"别急。" 　　"我不急，"他说着一直朝前看。显然他心里藏着什么事情。 　　"把这药和水一起吞下去。" 　　"你看吃了有什么用吗？" 　　"当然有啦。" 　　我坐下，打开那本《海盗集》，开始念了，但我看得出他没在听，所以我就不 念了。 　　"你看我几时会死？"他问。 　　"什么？" 　　"我还能活多久才死？" 　　"你不会死的。你怎么啦？" 　　"哦，是的，我要死了。我听见他说一百零二度的。" 　　"发烧到一百零二度可死不了。你这么说可真傻。" 　　"我知道会死的。在法国学校时同学告诉过我，到了四十四度你就活不成了。可 我已经一百零二度了。" 　　原来从早上九点钟起，他就一直在等死，都等了一整天了。 　　"可怜的沙茨，"我说，"可怜的沙茨宝贝儿，这好比英里和公里。你不会死的。 那是两种体温表啊。那种表上三十七度算正常。这种表要九十八度才算正常。" 　　"这话当真？" 　　"绝对错不了，"我说，"好比英里和公里。你知道我们开车时车速七十英里合多 少公里吗？" 　　"哦，"他说。 　　可他盯住床脚的眼光慢慢轻松了，他内心的紧张也终于轻松了，第二天一点也 不紧张了，为了一点小事，动不动就哭了。 　　　　　　　　　　　　　　　　　　　 刘文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