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歧路关头 共产党人帮助冯玉祥及时地在甘陕等地颁布了治理条例，改革了地方行政机关，扶 助了工农运动。共产党员在陕西省的政府机构、教育部门和群众组织中占了很大比重， 中共中央、北方区委、粤区党委也先后派来了200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中担任重要职务。 刘伯承在国民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国民军中流传着两句话：“听过刘伯承演一次讲， 当得关过3个月的饷。”冯玉祥称赞刘伯承“办事极有精神，每日工作18小时，整日孜孜 不倦，……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共产党人宣侠父先后在刘郁芬、孙良诚、吉鸿昌部担任政治部领导工作；陶新畲、 刘志丹、方廷祯分别担任孙连仲、马鸿逵、石友三部政治部主任。史可轩任总司令部警 卫师师长，邓小平担任中山军事学院政治部主任。王一飞、萧明等人，随军担任军事政 治工作，为培养高级军事干部，作出了艰苦的工作。 国民军的宣传工作，主要是在共产党人主持下进行的。李大钊派共产党员蒋听松去 包头为国民军办《西北日报》。后改为《中山日报》，中共北方区委又派贾午担任报社 领导人。 北伐军肃清江西之敌后，蒋介石立即命令驻守汕头的何应钦所指挥的第一军第3师和 第10师的东路北伐军，沿东海沿岸进攻福建。由于孙传芳将主力部队全部投入江西战场， 福建空虚，东路军未经激烈战斗，便先后占领了永定、漳州等地。1926年12月18日，何 应钦兵不血刃进驻福州，占领了福建全省。 在北伐军接连取胜的时候，张作霖于1926年11月14日在天津蔡园召开了一次大规模 的军事会议，奉鲁军阀将领们会集在天津。吴佩孚、阎锡山的代表，以及孙传芳的代表 都出席了。 张作霖以会议主持人的身份首先发言，他说自己没有当总统的野心，当前的问题是 团结北洋派，先军事后政治。会场气氛相当沉闷。张作霖问孙传芳的代表：“你们那里 还有多少军队？”他得到回答说：“还有5万以上。”这显然是骗人的鬼话，张作霖很不 愉快。 孙传芳了解到会议的情况，急急忙忙从南京来到天津，直接闯进会场。张作霖吃了 一惊，孙传芳向他深深鞠了一躬，说： “我对不起大帅了。” 张作霖邀请他坐到自己的旁边。孙传芳向会场抱拳致礼，诚恳地说：“过去我们有 什么误会，那都是兄弟之争，没什么大不了的。在这里，我给大家赔礼道歉。我们北洋 派现在应该重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南方赤党。” 他的话赢得了一片掌声。孙传芳又表示，他决心不回任了，把浙江、江苏和安徽都 交给部下去料理。 张作霖一拍大腿，大声道：“大丈夫处世光明磊落，岂肯乘人之危夺人地盘！” 孙传芳又道：“事到如今，就别再说什么地盘不地盘了，我情愿回浙江，让出江苏 来请鲁军接防，鲁军总部设在南京，以便指挥前方。” 张宗昌十分激动，大吼道：“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不要把我张宗昌当成是不讲 义气的小人，我的军队开到浦口后，换乘轮船前往前线，决不经过南京。” “这是各位看得起我孙某人，不过，为了统一指挥起见，目前应组织一个讨贼军统 率办事处，推举雨帅为全国讨赤总司令，本人愿听候调遣。”孙传芳说罢，目光扫射各 位将领。 众人赞同孙传芳的建议，会场气氛顿时变得极为活跃。会议公推张作霖为联军总司 令，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总司令，杨宇霆为联军总参谋长。 张作霖组织了安国军总司令部，并把总司令部迁到北京，改称大元帅，又重新组织 了内阁。 张作霖为了拉拢阎锡山，任阎的驻京代表田应璜为内务总长，又派人将副元帅印信 送到太原。 此时的阎锡山已看到国民党营垒的强大，由联合直奉军阀转而联合国民党。奉系军 阀对此深为不安，曾多次压迫，要阎协同继续对冯玉祥作战。冯玉祥已公开投入国民党 阵营，阎锡山认为对冯作战，无异作茧自缚。于是他玩弄两手政策：一方面极为敷衍张 作霖，一方面迅速与冯玉祥和南方国民党人挂钩。阎派代表与冯玉祥多次磋商，终于在 山西赵村成立了国民军与晋军的联合办事处。 mpanel(1); 1926年11月30日，阎锡山致电张作霖，推戴他为安国军总司令。 阎锡山派赵戴文去广州，1927年1月底，蒋介石提请广东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 军北路总司令。6月，阎锡山改换青天白日旗，晋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北方军。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举行联席会议，对国共合作的形势及政策、策略作了研 究，认为要发展农民运动，就不能再维持广东中派政权。不维持中派政权有3条路可走： 一是迎汪倒蒋；二是汪蒋合作；三是使蒋成为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会议经过讨论 之后，感到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现时正在北伐，一旦去蒋，影响不好，而且继蒋而起的 唐生智等，亦不可靠。他们现在虽然反蒋，恐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个办 法进行亦多困难。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迎接欧洲的汪精卫回国复职，汪蒋合作。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眼睛紧紧地盯住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完全忽视共产党 自身的力量，及国民党左派和工农武装力量。 迎汪复职的主张提出后，蒋介石即派胡公冕到上海见陈独秀，请C．P勿赞成汪回， 汪回国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蒋捣乱，陈独秀回答说： “是在下列3个条件之下赞成汪精卫回来的：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 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 拥汪以倒蒋；三是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案。 陈独秀主张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而共产党呢？陈独秀说： “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共产党必须立脚于在野党地 位。” 党权、政权、军权都一概不要，这个政策在共产党里得到贯彻。中共中央要求江西 一些担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共产党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 迎汪复职的目的是削弱蒋介石的专权，不仅国民党左派拥护，那些出于个人权力欲 的右派分子也乐于接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 陈独秀的迎汪复职，纯属为他人作嫁的政策。因为共产党没有军权、政权和党权， 共产党夹在汪精卫和蒋介石之间，当均势一旦破裂，为他人作嫁者往往会成为两方的牺 牲品。 1926年11月8日，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迁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于武汉，并派 出外交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长宋子文、交通部长孙科、司法部长徐谦、苏联顾问鲍罗廷， 以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吴玉章、王法勤等60余人，先到武汉筹备。 12月2日，宋庆龄、鲍罗廷等一行60多人乘船途经南昌，蒋介石身着戎装，满面笑容 地前来迎接，他显得非常谦恭、热情，和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欢迎。但实际上，蒋介石 反对迁都武汉，竭力主张迁都南昌，他提出的理由是：政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 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蒋介石的真正用意是企图把党政军控制在自己手里。他对每一个到 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都积极做工作，并试探他们的态度，希望他们能同意自己的 意见。 其时南昌的局势并不稳定，商店因拒收蒋介石滥发的“军用钞票”而关门，并宣布 罢市，组织抗议游行，原来准备在南昌召开的中央军政会议不得不转移到庐山举行。 12月7日在庐山开会，鲍罗廷、宋庆龄、邓演达等坚持加强团结，巩固后方，开展工 农运动，进行社会改革和从政治上改组军队等革命主张。蒋介石和一些右派对此根本不 感兴趣，蒋感兴趣的是增加军费，加强对军队的控制等。会上通过了尽快召回寄居海外 的汪精卫回国复职的决定。尽管蒋对迎汪复职不满，但他见众人意决，便不露锋芒，顺 从大家的意见。 先遣人员到达武汉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国民政府未迁到武汉之前，由宋 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徐谦、蒋作宾、鲍罗廷、孙科、宋子文等组成“中国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作为迁都前的临时党政最高权力机关。 1927年元旦，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徐谦、宋庆 龄、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陈铭枢、唐生智、邓演达、王法勤、李宗仁、刘 骥、董必武等13人为委员。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 而蒋介石却在1926年12月31日，利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及国民 政府代理主席谭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