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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四年的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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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四年的清华园

说起在四年中觉得是很短的一个时期,可是我们在四年中不知有多少千变万化的事出来。

我们回到上海以后本打算弯南京一趟,一扫先祖之墓,再到常州元任的老家去看看,因为我们结婚后本想在离国前去一趟,以后因为听见元任的伯母打算要大请客,并且要有接新娘进门的举动,我这个一小到大是野惯了的人,再加元任处处是求简求新的行为,哪能再去做新娘子上门呢,所以就躲掉了进门的仪式不去了。一九二五年这次回国已经过了四年,又有了两个小孩,想不会再拿我们当新婚的来闹房了,所以就想回常州一趟看看,没料到又为几个理由未得如愿。五月二十八日从上海上岸,我们想住在东亚旅馆最好,因为我们可以就近买好些带到北京去家用的东西。到了上海第一个朋友来看我们的是杨杏佛,他那时正在打东南大学的官司。第二天胡明复等请我们吃饭两桌人,Nova不肯吃中国饭,下午回到旅馆,我叫元任带两个孩子休息一下,让我一个人去买零碎食物给Nova吃,我才出门转了一个弯,看见红头巡捕骑在马上拿了一根大铁棍子在扫人,有被打倒的,大哭小叫乱得不得了。我莫名其妙,只得由公司里面转到旅馆里去,告诉元任。再去打听说是因为学生游行红头巡捕不准,所以打他们,因此就大闹起来了。第二天大马路附近断绝一切交通,我们住的旅馆正在中心不准进出,给我们关了一天一夜,幸亏电话还通,有些朋友请我们都不能去。隔了两天杨杏佛又来了坐谈一晚,说东南大学(就是以后的中央大学)正在闹行政的纠纷,两不相让,最好请元任出来长校,对两面朋友都说得过去,元任一听怕起来了,说我生平最怕做行政的事,如何找我一个初回国的人呢。初以为他们谈谈而已,不想第二天他们又来谈这个事,元任想快走吧,并且外面也乱得很,正在演那个出名的五卅惨案呢。本定的船还迟三天,我们就一声不响换了一个别的船走了,没有头二等,只坐了一个官舱,闷得不得了,路上Nova发热,从元任姨母处找了一个“老陈妈”专门看守小孩的带到北京去。到天津事前打了一个电报给丁在君,他到码头来接,他直往头二等找我们找不到,正在甲板上徘徊地看,正想上岸时没有想到我们从三等钻出来了。他骂元任该打,你们怎么在这个地方?一定是赵太太打小算盘的主意。那时他还没有知道我是个生平最不打小算盘的人呢。(因此以后所有的朋友们常常当面对我说元任所赚的钱都是被我花完了,而孟真说得最多。)元任说,我们是逃两种乱子来了,所以等不及拣船拣地方。丁又大抱怨元任不该太省钱,我就很快地回他,这次也不是元任打算盘,不巧的理由你还不知道呢,丁就对我翻了一个白眼(丁常常对我翻白眼的,因为我总爱堵他的话)。到了天津听说姨姨①病危,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到北京,东西下到中央饭店,我们就一直回我的家,看姨姨瘦得差不多都认不得了,她就虚声短气地说:我没有想到我还可以看见你呢,你从来不会带孩子的,没有想到你没有用人在外国带两个小孩子。说说就哭了。我虽然伤心还忍着笑脸对她说:我现在一点不觉得困难,外国人都是这样的,很少有用人带小孩的。和她说说笑笑。姨姨又说今天看到你们回来我死也瞑目了,有两样事要亲口对元任说,第一传弟(我的小名)生性刚直,又不喜欢做家事和带小孩,处处你总得原谅她点,夫妇好好地白头到老。第二我的长孙(杨时逢)是我带大的,盼望将来跟你学和做事,我别无牵挂了。(这两样事元任几十年来都做到了,可是我也渐渐管理家事了,只是有时管得还嫌太多。而时逢多年来不贪不争地屈在人下也不在乎,只怪自己不长进而已,并且有宗教的信仰,解除了一切的烦恼,耐贫守拙地在中央研究院元任名下几十年了。)第二天张仲述和梅月涵两人坐汽车来接我们到清华园去,说,房子都预备好了,张说你们这四位大教授我们总特别伺候,梁任公王国维都已搬进房子,现在就等元任和陈寅恪来。(上次刘寿民先生来还笑我说四大教授的名称,但是这个名称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如此称呼的,刘先生或忘了,或没听见过。其实正式的名称是四位导师,其余的都是讲师或助教。时逢在那时还得了一个助教的名称呢,其实他缺的就是以后没好好地读完大学。)

①我叫我生母叫“姨姨”倒不是因为我过继给二房,连没有过继给别房的哥哥姐姐他们也那么叫,是由从前的一种迷信来的,好些地方,好些民族都有这种叫法的,因为儿女中若有死亡的,就改口叫父母,以避免再有死亡的缘故。

我们的房子是南院一号,元任一看就说不够大,给客厅做书房也不够,商量了一阵暂无法办,给书箱等堆在下人房内,一直等到陈寅恪来了他住二号才匀了一半给我们(因那时他还是一个单身人)。到清华第二日请李刚大夫来一看新那已成肺炎,而元任也有点发热,自然我暂不能离家进城去看姨姨,不料第三日一早三哥电话来说姨姨已经去世了,四年的盼望只匆匆的几句话就成永别,真使我歉恨终身。(病人往往希望着一个人,精神作用可以多活几天的。)月涵一早来看我们,因他家也住在南院(五号),进出必经过我们门口,我就告诉他如此消息,托他照应一下元任和新那,因为家内只从上海带来的那个苏州的老陈妈,新那又是一口法国话,不懂中国话,并且还不会走路,须老陈妈背着,老陈妈又不懂北京话,靠元任一个人译来译去地传话,但是他又发热在床上,可是我只好不顾一切地进城去了。正要打电话叫汽车,幸亏梅月涵说可去借校长车一用(那时由清华叫城里的汽车来回一下三十元呢)。我到家后虽然伤心,但是办事要紧,我对三哥嫂说我先拿二百元用,以后再说,棺材可以先支,以后慢慢还,四位父母我生不能奉养,死后安葬全归我好了,当然我也不能来慷元任之慨,等我慢慢设法出来再办,现暂停庙内。那时三哥在国务院做事,收入也不过仅仅糊口而已,六弟在青岛胶济铁路做事,也无多余钱来负这个责任,我想生父母及过继父母养育我一番,我应该负此责任的,所以告诉他们以后此事归我办好了。隔了三年如果我愿买地在清华园附近,王国维先生的墓邻,五棺全葬了(生父母、过继父母、及六弟妇),希望有日回国看见坟未给平去,才算是我的一点孝心尽到了。

我这个人家居是不能安稳的①,做些什么呢?清华园又是一个乡下,无事可做,偶然给同事的太太们看点小毛病等等,也只不过做做顾问而已(因为大病有校医负责),每星期必坐洋车进城一次(有些太太永远不进城的),可是冬天就冷得不得了,我想既吃苦往城里跑,何不就开起“诊查所”来专做生产限制的事,每星期两次就够了,其余时间留给一个有好训练的看护来负责,不比医院须二十四小时都有责任的,不过其时政府还禁止这个名目,我们就进城和适之、梦麟大家谈论,他们都赞成,并且说我们都做你的后盾,只不明说出来就是了。我想这个事要本钱不少,因对穷人最需要的,所以我想了一个办法,出得起钱的人出二十元,可以介绍三个无力出钱的人来,大家又想到横是既由人介绍起头就不必在闹市附近开诊所,所以我们就看好了景山东大街的一所房子,三进,第一进为诊所,第二进元任他们有花样了,作为他朋友往来用,第三进我三哥住家,因为我们不去的时候必须要有人照应房子等等。我的诊所自然生意不太好。可是元任他们朋友们的玩意可多了,第一他们定了一个“数人会”,钱玄同、江怡(一庵)、黎锦熙(劭西)、刘复(半农)、林玉堂(语堂)和元任,最初他们这一班人都是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忽然有这个地方有吃有谈的多高兴,第一是钱玄同摇头摆尾地高谈阔论,谈得不停,胡适之也偶然来来,王国维想加入还没正式加入进去,而他自己就出事了,数人会的意思是用切韵序的一句话,就是“吾辈数人定则定矣”。(虽然他们要考订和规定的工作很多,但是主要的成绩是定国语罗马字的方式。)②所以元任以后挽刘半农的挽联有“数人弱一个叫我如何不想他”③之句。

①小心用词!——元。我是小心啊,所以不说“不安于室”。——步。

② 还有一件较具学术性的议案,是凡用国际音标时加在右上角的小字是属附加性的;在右下角的是属形容性的。后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刊物上多半用这个原则。——元任。

③上联差劲一点:“十载唱双簧无词今后难成曲”,元任也承认是先有了下联再想个上联凑上去的。

在清华家里时无事做,我们三个太太又组织了一个三太公司(这是别人送的混名),给近边的女孩子招了不少来教他们做各种手工,因为我在美英德等国到处收集了不少的各种手工样本,北京出名的大钟牌铺子东升祥(外国人根本就叫他 ClockStore )都问我借了不少的样子去仿做,或扣花,补花种种床单桌布手巾等等,有的当时人家就买了去,有的批发给铺子里,一直到现在清华园西山海甸一带还不少的女人会做这种东西呢。

学校里梅月涵他们又组织了一个董事会整理和改良成志小学,因为他们的那些孩子们渐渐长大了,附近又没好小学校,我也在董事之一,要去问曹校长要钱,可是曹的为人你去要求他,他总有一大些不相干的话对你拉三扯四地乱谈,结果还是无结果,梅和何林一太太李广诚他们或是太熟了,或是不便多辩论,所以又找到我这个爱多事的人的头上来了,举我做董事长,五个人代表去见校长,曹校长又是来犯老毛病,不绝地谈别事,梅就对我看看,我想这一定要用我了,我一开口就说校长请你快快答应我们来要求的问题,那些事有空再谈吧。他回我:赵太太这些原因不说不明白我的为难!我回他固然为难,可是这只是一点点小事,而对教授们子女的教育将来的影响可是一件大事。曹又说,好好,我们来根本算计一下,又岔到别的上头去了,我就又催到本问题上头来,如此四次他才问,到底要多少钱,我说全体预算在此,请你看看,我又怕他打岔赶快说每月只一百五十到二百元而已,不过只等于添一个小职员,我想用不着等清华校董会再开会了,这点小事校长自然能作主的,他只得哈哈大笑说,好好,就这样定了吧。我让他在预算上签个字,他说还没看呢,如何签字,我回他反正每月不过此数,看不看没关系,但是我心里想给他一看又不知耽搁到何时,我们大家这趟不是白来了吗,所以明知不合法就装不懂地无理要求。大家临出来时曹问我熊希龄太太和我有没有关系,我说一点没有,只父辈在世交上有点交情,曹追说一句你有点像她,连不大响的梅月涵都笑起来了,何林一太太也说我们想的办法不错啊,因此一来以后就给我找出好多事来了。

还有清华本校里有两个大厨房,到轮流请客时,总是那几样菜,所以我们最怕人家请吃饭,自己家厨子也用不好,几天元任就觉得厌了,所以做中国菜的换到做西餐的厨子,从北边的厨子换到南边叫来的厨子,常换来换去的,我就又来出主意了,和几个太太商量,我们何不共请几个好厨子,有做点心的,有做菜的,我们还可以给我们大家各省不同的菜和点心教他们做,岂不多少不同的东西来吃吗,家里又省了用厨子的麻烦,价钱除了本钱以外只加出三间小屋租钱和厨子的工钱来就是了,轮流托一位太太管,大家都赞成。但是一起了头就人多主意多了,有的赞成开正式馆子赚钱的,有的要出股的,有的想管这个那个的,又主张要北方厨子的,又主张要南方的,大家一点不一致,我知道又是要找麻烦了,我提议让我先拿出四百块钱来做,好的话再扩充,不好就算玩玩好了。到北平找了三个五芳斋的厨子,一个做菜的,一个做麻糕的,一个做汤包和点心的,要了学校大门外小桥过去的三间小屋子起头修理,不过只做一个公共的厨房而已。岂知被学生知道了,不知写了多少信来要求加入吃,而多少亲自来要求的,一天给大门都要跑破了,我说学校里的规矩,学生都归学校包饭,不能出来吃的,并且学校大门又须六点要关,不便为学生吃饭,并且点菜花钱太多也不好,而赵先生在评议会不能破这个规矩的。他们说让他们自己请求学校当局去,我想一定不准的,我何不做个空头人情呢,就回他们若是学校准我就答应,可是包饭的人数不能超过三十人。没有料到开评议会时,他们真去请愿去了,校长和评议会的人一口答应,并且对元任说你太太要开馆子了。元任气得不得了,跑回来和我大闹,说我坐在家里不耐烦又来出花样,快快停止,不然不知要多少麻烦来。我好笑,我说不要你多事麻烦,全归我,你只有好菜吃就是了。他知道我的脾气要干总是要干的,绝对不会中止,只好听我去闹,我们两个人的脾气就是如此的过了四十多年,我是处处要找麻烦,元任是处处要省事。学生们的要求虽然答应了,可是我对他们说了,第一我们是大家闹着玩的,只当一个公共的厨房,并不是做生意,第二只我拿出四百元本钱,可不够你们大家欠帐来吃,要吃只可以定人数包饭,每月先付后吃才可以,因为对学生要欠起帐来真是一个麻烦事,以三十人为限,而他们可都答应了,一下午就交了四五①元来(十五元一个人),再来的只得向隅而叹,学校改了十点关门,我就定的学生须六点来吃,九点一定要回校。(我想现在还记得当日吃饭情形的人是陈之迈、孙碧琦、王慎名等等,因为他们都是在馆内常坐之客,并且我学的做菜也是那时才起头注意的。)本定了第一天的第一跑堂的是郝更生先生,管帐的是孔敏中太太,帮忙拿菜的是何林一太太、马约翰太太、刘廷藩太太和我,一共六个人,第一个定菜的是王文显家,不过都是大家好玩而已。头一天又进城买菜,鲜的干的买了一大些,最可笑的是王文显太太洋车后挂了十只活鸡一路叫,她吓得只叫洋车夫停下来,一停鸡又不叫了,一走又叫起来,就一路停的不止,(我现在写到这儿,还和元任两人对桌子笑的不止呢。)买了一百多元的菜以为可以用得好多天了,没料到第一天各家来定菜,和学生来吃的去了二百多人,这个桌上来要的菜,那个桌上的人拿去了,我们只希望吃完了的人,快走,也没想到问他们要钱,孔太太大叫没给钱,“第一名”跑堂的郝更生先生也不愿干了,给买的菜吃得光光,而钱没收回来,学校到十一点才关门,吴公之先生要两样菜等了真是半天也拿不出来。第二天他就送了一副对子“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第二天我只好请他两位吃饭,如此一来大家都送起对子来了。还有更可笑的事就是本来定的头几天各家都要一两样菜,没有想到临时那样忙都拿不到菜,教职员和学生每天都去二百多人,过后忙不开给我们三四家的用人都叫去做事了,连去吃饭和看热闹的人都站起来帮了做跑堂的,每天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还未吃完,每天都是百元以上的材料加进去还是不够,忙到半夜才能回来。元任说如何喉咙都哑了,自讨苦吃,我只好笑笑,但是第二天一早又得办货,不能让它几天就关门啊,只得一天一天地忙下去。还有一个最外行的事,就是用五芳斋的菜单,来的人总是点不同的菜,如何能办那么多的材料呢,所以赶快改主意,给菜样减少份量加多好弄点。以后连燕京的人都来了,我想忙不过来拒绝他们,洪威廉(煨莲)太太自己来还两面生了大气得罪好些人。因为这是西直门外第一个正式有厨子做菜的馆子,厨子可找得真不错,以后连城里的人都来叫酒席,例如李济之先生老太爷的生日,周寄梅先生请客都是来几桌,闹得到处都知道,好些朋友安心和我起哄。特为地去叫菜,弄得加人加开支,厨子还嫌我限制生意,我也实在麻烦了就把买卖让了给他们去做了,本钱也多半自己吃了,在他们接管以后学生中就有欠的了,所以我自己写了一副对子说“生意茂盛,本钱干尽。”他们以后开了好几年,我还是忙我的生产限制的事为主题,在清华园这个小地方自然不能发展多少,可是已给过他们几个演讲,什么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等都请我演讲,北京城里女青年会,妇女会也常找我去演讲,不久也认识林语堂太太了,她也赞成我办这些事,她还提议叫我到她们厦门去演讲去呢。可惜我不能天天进城,因为坐洋车非常不便,而冬天更难,我又和何林一太太等商量集股办公共汽车,那时在清华园的银行分支是大陆银行,我们去和他们的经理谈起来,他们说由他们办好了,这就是清华有公共汽车往来城里的起头,可是有多少不爱动的太太们大抱怨起来。说赵太太都是想些花钱的主意。

其时山格夫人也正到了中国,胡适之先生大请客联络一大些人,自然我们是主要的人物,因此给一般人的兴趣更引起来了。我的目的对于贫穷人为主要,告诉她中国穷人多医院少,做这种事无大基金和政府官办不能实行的,所以我才定的每一个有钱的出钱,可以带三个穷人来,就是这样办还是有钱的人和知识阶级人来得多,因此有人反对说结果还是穷人没有得着益处,但是我并不失望,因为提倡一样事总是有赞成和反对的,又有些人反对方法不灵,但是避孕的方法一直到现在除了手术以外还不能说是百分之百地有功效。不过说到这个上头不能不提点性上的关系,中国对于公开谈性交是避讳的,其实对避孕不能不谈点有性交的关系,因为有性交的兴趣时不宜在这个以前来忙种种预备的方法,或有恐惧的心理,若有就不能得着满足的,倘若变成一种责任和事务似的来忙着用避孕的方法心理和行为上也就没有兴趣了。性交多数是忽然来的兴奋才能真真地感觉到兴趣,所以对用套子和药,若有一次忽略就会出事的,所以当事人就非抱怨医生,或怪药的不灵,其实这都是误解,因为外国遍地都有医院,明说禁止生产限制,其实每个医生都给做的,我们在柏林去调查时在诊查屋内等一下子就有了三个女人去放套子,医生告诉我们并不是准用,不过预备而已,并且医生要钱很少,目的是对社会服务,并不以好奇来敲竹杠,而且也不是临时来忙这个那个的,在那时我也受到很多知己的朋友们抱怨,我只好笑笑,虽做医生还不好意思在很熟的朋友们前来高谈阔论性交的情形。又有些人说因我不会再生小孩了,所以觉得避孕得法,我就又来一个赌气的办法,来再生一个小孩给大家看看,而元任也觉得家里没有小小孩了,因此没留意给我来了一场大病。原因是在中国那时虽然自以为是新式的太太们,可是有用人招呼小孩,自己还是日高三丈睡在床上,而我们两个人在外国自己带惯了小孩,虽然那时也有老妈子,可是自己还是老早起来,看小孩们分好了早点,我们两个人就去打网球,南院有一个大球场,很少有人用,因为球场是在各号房子的正中园子里,若是早上一打球就可以给各家吵醒了,先生们九点到公事房自然七点半八点都起来了,可是有些太太们还高枕而卧呢,第二天就来质问我们吵人,我就回她们谁叫你们还不起来,大家也不好认真生气。可是十六天下来我自己出毛病了,打球后洗澡,在盆里大出血不止,找医生来打针也不过想是月经前太动作的缘故,其后血出老不停,到城里找一专门妇科检查用小手术发现有一个胎盘在内,才知是小产,连我自己也不信避孕五年后,就可以受胎的这么快,如此一来大家非常相信了,不过朋友们常拿我开玩笑说赵太太以身作则。在城里一连住了两星期,元任除上课和到医院看我外就他们的数人会更开得勤了。我一个星期出院后在自己诊所内休息,钱玄同来了看样子很急,可是结结巴巴地说不出所以然来,在房内走来走去的半天才对我们说他的太太要死了。我问是什么病请医生看了没有?他说妇人病不肯看,我笑了说休息休息也许会好,钱一定说不会好的,他又说和他太太很早结婚虽无感情,可是多年在一道的伴侣了,大家都笑他,黎锦熙说你就殉葬好了。我正在看竹枝词内有十首悼亡诗,我就拿了一首改了几个字给他开玩笑(因为我总和元任的一些朋友们在一道玩笑,不分男女的)。原诗是:

悼亡只为爱缘牵,

英志同心近十年,

离别较多欢聚少,

倍添今日泪绵绵。

我就给他改成:

悼亡非为爱缘牵(因钱玄同总说他的结婚不是爱情的),

相敬如宾二十年,

离别非多欢乐少,

回思今日泪连连。给黎锦熙他们大家看的,只大笑不止,刘半农骂我大阿嫂该打,钱就给诗拿去了,他说给我太太看看,没料到不到两个月以后在中央公园遇见他们,钱介绍我这是我太太,使我真觉得不好意思开那个玩笑。

金岳霖愿来清华教逻辑,托元任想法子,那时元任正在教逻辑,听他这样说就说你来正好,我可专教音韵学,还带教音乐欣赏科,因此老金就来清华了,可是他仍住在城里,和那个美国小姐(Lilian Taylor 前欧洲游记上提过,还有一位 Emma,姓什么忘了)同住,有时我们进城他也请我们去吃玩。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电话说有紧急的事,赵太太能不能就进城来,我问有什么事,老金说不能说出来,非请你来一趟不可,越快越好,事办好了请你们吃烤鸭。我想一定是Taylor小姐出了什么事了。我还回他犯法的事我可不能做,他说他想大约不犯法的吧。我知道老金说话靠不住的,就和元任两个人进城到他家,Taylor小姐来开门,我还对她尽看着,老金迎出来说赵太太你真来了,我可放心了。我问什么要紧事,他一本正经的脸对我说我有一只母鸡三天了,一个蛋生不下来,请你来动手术给取下来,它现在满园子乱跑。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元任就引了一句张彭春译Galsworthy《争强》里的一句话说:“简直开玩笑!”他们两个人给鸡子捉来了一看,也不像一只鸡,有十八磅重,老金告诉我他天天喂鱼肝油给它吃,我大笑说和人一样,有孕时吃得太多太油,胎儿太大就难产。这只鸡的蛋一半已在外面了,我让他们两个人捉着用手一掏就出来了,可是蛋形状已像一个葫芦似的了。老金大叹一声气说也不用家具,手一来蛋就出来了,真是手到回春,明天送你一个匾。我想他真是瞎闹,就叫他快请我们吃烤鸭去吧,他给张奚若和丁西林也找来到便易坊去大吃了一顿。回想当日真是不觉神往。

我虽然爱做这个做那个的,可是都有始无终,但是我要为我自己辩护一下,大都是因为遇到意外的情形不得已而停止的。这次在北京开生产限制诊所,可以说是无关紧要了罢,可是因为政治的意外而影响到我这个边缘的小地方。三一八(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各校教职员和学生对政府请愿,没料到政府公然对请愿的人民开起实弹的枪来,这是在民主国家很少听见的手段。不过在那时虽然算是革命以后,可是到底革命尚未成功,仍是军阀当政,有几个人真知道什么叫民主的政治呢?所以出事以后(有少数我们的朋友在内)受伤的有的就逃到我的医院来,而少数学生也跟着跑来了,大家都狼狈不堪,血淋淋地撞门而入,给我的嫂嫂和看护都吓得要死,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记得有顾淑型、钱端升在内。)我嫂嫂告诉我:并且有些人就到我诊室内去拿起药棉、纱布等就用起来了,看护叫着来帮忙,他们也不听,打长途电话到清华园。我和元任坐车进城,到了西直门,而城门又不开了。因为他们恐怕清华学校再有更多的人加人请愿。第二天一大早,我一个人进城,到诊所门口一看,还有一个巡警站在那里问我是何人,不准进去。我说这是我自己的诊所,如何不准我进去。他说你为何窝藏匪人,你是不是也在内起事的人?我真气得不得了,我回答他说教育界的人对国家利害关系的请愿,怎么是匪人?我若在内为何才从城外跑来,青红皂白不分还做巡警吗?我打门进去看见诊所屋内乱得一塌糊涂,血布一地到处都有,顾和钱两个人还未走,脸色还是苍白的,钱还可以说话,而顾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们以后说因为他们站在前面听见里面上头叫放实枪的,他们就关照学生后退,但是来不及了。他们五、六人往里面一退,所以没正式受伤,只是惊吓和气得失魂落魄而已。我给顾送回西河沿他姐姐处,我和钱就回清华园了。以后接二连三地警察来查而又问到“数人会”的事是何意义,为何要组织这个会,更觉得办生产限制是暗暗减少人口,那是大逆不道的事(没想到退后三十五年才起头知道这个是重要的问题),有种种麻烦。元任和适之商量,适之就请我们吃饭,他们劝我还是给诊所关了吧。我很气地说这种政府,人民还能办事?还能改良?梦麟和还有几个人大笑说革命这么多年还未成功呢,我们大家要做的事还很多,也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困难,赵太太不要灰心,仍努力前进。我回他们我私人的力量有限,以后只可随着大家进行了。所以那次以后,我就没想到再开私人医院了,而个人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去做。

这次风潮以后,刘半农做了一个歌,元任作的曲,歌名叫《呜呼三月一十八》,现在把它附在下面: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民贼大肆毒辣手

天半黄尘飞雪花

晚来城郭啼寒鸦

悲风带雪吹呀呀

地流赤血成血花

死者血中躺

伤者血中爬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养官本是为卫国

谁知化作豺与蛇

高标贱价卖中华

甘拜异种做爹妈

愿枭其首籍其家

死者亦已矣

生者肯放他?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如乱麻

有时我虽然在清华园里帮旧制学生们排戏、化装、导演什么的玩玩,但是不是常有的事。当中有几次最好玩的是演《最后五分钟》一戏,第一次是梁秩章扮女主角,第二次再演,他不知和谁闹了蹩扭,临时不干了,王慎名来代替,王的说话非常好,但是他长得是一个道地的男像,上脸吊角的特别高,嘴又太大下一点,我只好用墨给他吊角涂上,嘴如何办法呢?我给他用胭脂打下一点、深一点,口唇擦口红只擦中间,在台上还好看,可是下台一看,真可笑。过后他们还送了我一个花篮;我简直笑得都不能上台去接受了,好容易给脸板起来一下,可是到台上后就大笑不止,连台下人都听见了不知何事。

元任知道我爱动,看我闹得太多了,他正好要到南边去调查方言,就打算给我也带到南边去玩。十六年十月十号动身,同梅月涵先生、唐擘黄夫妇一同到苏、常、杭州到处玩了两个月。到苏州我有一个意料之外的感觉,是我以前从不知道的。到苏州玩天平山坐一段洋车或船到近山以后,需走路或坐椅轿,那些抬轿的都是二十多到四十岁的女人,还没有到下车或下船以前一里半里的时候,这些女人就在路边等着,看见客人来了,就跟着车或船在岸上跑着说价钱,等到一下车或船,路旁椅轿就靠着,同时有绣花的绷子架在一边放着,若是有了生意就停止绣花去抬轿,若是价钱说不好或没有客人来,她们就坐下来绣花,真是意想不到的那种出力的事和这些细工会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具有的。若是价钱说好了,客人坐上去,他们两个女人抬着就走,若是人分量重的,就三个女人轮班地换着抬,翻山过岭走得快得不得了。我们去的那一天还有一个女人正喂小孩子的奶,没有等吃完,就给小孩抱在怀里用一根腰布捆在衣内抱着,一面抬轿一面喂奶,我叫她喂完了再走,她说那样耽搁时间了,快去快回来也许还可以多赶一班生意呢!并且小孩放在家内也无人看守。我当时想这样女人真是才配说平等呢!也真应该有平等权享受。可是事实还是不这样,因为她的丈夫有的好吃懒做,还须给女人养他们不算,更要时常打骂呢。那天我们同时有几位男人和丁绪贤太太陈淑一同去的,我笑他们,我说你们男人们笑着让女人来抬,你们不难为情吗?他们说我们不坐她们没有生意。当时他们真觉得这些女人可怜,叫她们停下来,让客人们自己走走,这些女轿夫还不肯,怕客人觉得她们抬得不好,就跑得更快点。中国乡下的女人真有本事,江浙一带种田的都是男女一同做工的。广西女人也是什么重事都做,所以人家娶了一个媳妇进门,就是家里多了一个工人。当时生产后只三天就出来照样做事。(我听见过一个故事,有一家每年总是由媳妇挑一担饭菜送到田里给丈夫等吃,一天送迟了,丈夫就拿扁担打她。她哭着说因为我在家生了个孩子,要洗弄的,所以来迟了。可想中国老式的女人也是里外粗细都来的。)

苏州的吃食和甜点心是中国最好的,你不要看他的铺子小,东西是可出不尽的。小饭馆的菜也是好得不得了。还有街道窄,人家住的房子,围墙高得不得了,外面粉刷黑的,你到了那儿一点不觉得好,可是你一走进大门就是别有一个天地了。大厅堂、书房、楼房、花园、花厅等等又大又好看,香花草木、假山一切都包在里面,屋内的家具都是一堂一堂地花样不同,用红本做的,嵌大理石。夏天珠帘挂着,如早上加席套子。妇女们穿戴也比别省人讲究,终日打扮好了和出门做客一样,所以中国有句俗语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书房内总是古书满架,就是子孙不大念书,可是祖上留下来的不到家败不卖的,名人字画,也是尽力收藏,这是一个风俗,就是小家也都是文质彬彬的。所以那次日本人进苏州,由他们的领事(因平日往来都知道了)带人按家点东西收了几船去了,光是红木家具和字画书籍闻说装了五军舰去了。现在你到日本去还可以看见他们很多苏州的红木家具在人家里和市面上卖呢。还有外国用的纸牌在苏州他们也用象牙刻起来做成纸牌一样,可以放在桌上一只手打一只手还可以做别的。苏州的中国牌向来也最出名的,别的象牙东西也好,总归一句,吃玩都好,人也风流。

玩了几天,元任、我、梅月涵、唐擘黄夫妇我们几个人又到常州了。这是我们结婚后元任第一次回家乡的。他的伯母本打算我们这次回家又要大请客,但是我们事先写信去声明我们不愿再做新人样的受人招待。(因为中国的老规矩不管你做了十年二十年的媳妇,若是没到过婆家,第一次进门都要照新人招待的,拜家堂(就是拜祖先)和夫家的家族亲友会面。)我们又说,若一定要大请客我们就不回去了。所以元任的伯母就不敢请客了,并且我们指定要吃螃蟹,因为阳澄湖的螃蟹最好。当日元任在南京读书时,到螃蟹季节,特别回家吃螃蟹。梅月涵也喜欢这个,所以我们商量了点明要吃螃蟹,酒席一概不要。元任伯母早寡,一辈子多半住娘家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到她娘家的府上去。当天晚上每人吃了七八只,五个人吃了三十元的螃蟹,回旅馆天已黑了,根本没看见城里是什么样子。第二天早上定了到元任老家青果巷那儿去。我和唐太太坐洋车里,元任和梅先生、杨时逢、唐先生走路。元任推着车子在街上跑,大家都像看把戏似的。一路觉得好玩极了,坐在洋车上觉得两只手都可以抓着两边店铺的招牌似的。元任对我说着玩:“我来做常州的县知事好不好?”我说,我可不要做这个小县的县长太太(其实常州原是府城,武进是一个富县)。城里有河,多少小船来来去去的,像维纳思的内河一样。到也没有等人通知,我们就一直进去了。我们初到就这样起哄闹,元任家的房子是从曾祖手上盖的,三房下来因元任祖父这一房人少,所以住在最后进的平房。这个房子除大厅和书房以外都是走马楼(走马楼就是四围都是楼房中间有天井的)。门窗等比我们家的房子老式多了。没有玻璃都是用“明瓦”(就是蛤蜊壳做的),当然要比玻璃的亮光差多了。大厅旁边有一棵大香椽树,我们就打了一大些下来带了玩。梅先生不知道是不能吃的,咬了一口,给嘴都缩成一道,我们大笑得不得了,说乡下人进城了。元任的伯母们对我们无法讲规矩,只好拿我们当外国人看待。又给元任父母住的楼上开开来,里面的东西堆到屋顶了,多年也没有人动。我们就叫了两个粗工人,全给搬出来看,我们要的拿出来带回北京。但是我们在乎的和他们不同,元任只找书画、祖父父亲和他自己从前写的东西和照相,我就喜欢拿箱子,因为十六口大红描金的福建皮箱装呢和皮衣真好。那种箱子关起来和罐头一样,里面的东西从来不生虫或坏的。放点樟脑,数年不坏,比现在的大铁箱好得多。

我就想给里面的东西拿出来装了元任的杂物带了走。岂知一打开来全是绸缎、衣服、绣货和皮货,有些衣服还是他母亲陪嫁时用红绿线钉好未打开过的呢!中国向来的习惯有钱人家女儿,嫁时不管用得了用不了那么些,和将来流行不流行,但是一定要做四季的衣服,每季多少套,床帐被褥等多少套,一辈子用不完的。给子孙留下算是家产,珠宝金钱也是如此,因为女孩子除嫁时给的,以后的遗产不分给女儿的,所以赔多少,要多少,总在这个时候要。元任的外祖父做过好多省府台,对于这个小女儿又爱,所以常常带东西给她。夫妇两人只三十二岁都死了,所以东西不知留下多少来都没有用过的。元任无弟兄姊妹,他的父母在他十三岁那年差不多一阵死的,所有的东西,他的伯母和堂妹们都给他封起来了,等他结婚后交给他,哪知我们这两个不成器的人不在乎这些。我们一共在常州待了三天,带回十六只箱子,还从当铺里拿出两口大皮箱,内有二百十六件皮货。可惜现在只存了三只小的箱子和五件皮衣了,其余的都随着我们的房子在南京给日本人烧了。

以后又到杭州,住西湖饭店。元任和他的助手们去各处找方言的材料,我和唐先生太太、梅先生、我的一个堂房五妹就终日在西湖上玩,爬山并吃庙里的素酒席。那个新鲜笋子看他们在地下挖出来的。他们的找法是看哪一块土有裂痕,就知道里面有笋,用一个锹锹起,里面真有一个淡黄色的笋出来。去了衣子,白得像一个玉笋样,真好看,都舍不得吃它,但是以后吃起来又嫩、又鲜得不得了,一种清香味(完全不是像在外国吃的那种罐头笋)。我们又在湖中孤山上饭馆内吃生虾,就是给虾洗净了,个个都要活的,放好作料,放在碟内,因为跳的缘故,用个碗盖在上面,拿到桌上来,吃时用筷子搛一个出来放在嘴里,自己用牙齿夹着一挤,肉就出来了还在嘴里跳。不会吃的人拿不出肉来。杭州是出绸子的,我们又到各小工厂里去看,他们第一步洗丝绵,这种是活的蚕蛾,把茧子咬破出来的。先用热水煮了,用一个竹圈给茧子一个一个绷大了,往上一套渐渐就成功一片丝绵,拿它做绵袄比皮都轻暖。第二看他们抽丝好的织缎子,次的织各种绸子,再次的或头上有小疙瘩的,就织成绵绸(就是外国人最喜欢的生丝绵绸)。在江浙方面穷人都穿这种绵绸,比布还结实,又可以染各种颜色印花,只可惜织的口面太窄,做衣服费得太多,因为他们是用土机手织的,将来改良自然就好了。日本人卖给外国的丝绸并不是完全是他们自己出丝的,他们多半从中国方面贱价收生丝去,他们再织造过,以后卖给外国。有时我们中国又贵价买回来,所以我们常说中国生丝出口,熟丝进口。我们本打算还多待几天,而内战又起,恐火车不通,就匆匆回北京了。

我的脾气生性喜动、好奇,又喜欢追究新鲜东西。这一次和无任出去调查方言,得了不少的新知识,我觉得好玩极了。从此为例,凡他出去我总跟着。回北京只半年,孟真从广州来信邀元任到广东去调查两粤方言,知道我总是跟着的,所以也请我同去。但是元任近来常说我们两个大的孩子已渐渐大了,家中没有小孩子了,我正怀着第三个。上次出去时候清华园车站一节军车炸了,全校人受了大惊吓,而我们家只有用人带了两个小孩。其时内战时起,万一南北不通,只留小孩在家不便,所以这次我们要走,决定先带两个小的上海住下来,我和元任再到广东。我从四岁离开,这是第二次到广东,看过去一切都改变了,府台街门变了中山公园房子都没有了,只有那棵榕树是我以前常爬的还在。我就坐在下面照了一张像。我是爱吃的,而中国人又是爱请人吃饭的,所以到一处大家总是请吃,次数多的不得了。所有的名馆子都请吃过,有一位朋友问我还有什么没有吃过的,请我点菜,我说吃蛇吧!从前在广东只听人说过这种东西不送到府台街门来,而大家出去吃也不给我们小孩子们看见,所以我想尝尝。可是我不知道是极贵的东西,无意中敲了人家一个大竹杠,只吃蛇一样加点小菜碟子,就四十元(广东钱)。虽然只蛇一样,可是拿上三次来,每次一大锅,蛇肉并不多,都是白菊花和鸡多,我一共吃了九小碗,我想那个好吃的味道都是鸡的味。住在傅孟真家四十天,孟真对我说给他都吃穷了。

广东的菜是中国好菜中之一,可是不像在美国一般的饭店那样,他们的菜无奇不有,可是又好又比其他各省的贵。最可笑的有一天中山大学正式请我们吃酒席,朱骝先先生是代理校长请了一桌最好最贵的菜,而我们吃完了先走,在路上看见一个北京炸酱面的担子,我想这是一个有点希奇的,叫车夫停下来去看看。卖面的人问我要不要,我说好,来一碗。我的意思不过想看看和尝尝什么味,刚拿起碗来,孟真和骝先两个人车子来了,也停下车来了。骝先说赵太太还未吃得饱,孟真就抱怨我不成样子。我说什么不成样子,难到街边不能吃东西吗?你们不停下来谁知道我们是谁呢?孟真要我们一道走,我就是不肯,我要看看大街呢。我和孟真两个人最爱争吵,可是都是友善的,吵了又说,说了又争,从无完的时候,每次见面都如此,往往到晚上二三点还不停,一直到他从纽约最后一次分手时,我们到了升降机下了一半了,孟真还在说赵太太我们这次没吵够!没料到竟成永别了。想到老朋友们的当日真是追念无已。

我因身体不便,而两个女儿又留在上海寓所,所以我就要先回上海,元任和孟真送我到香港上船,恰巧朱骝先先生也到上海去,而又巧的李济之先生又正从欧洲回来经过香港。元任就介绍傅李两人第一次见面。傅孟真并约李一道到广州去玩玩,所以我下船后,他们三个人回广州去了。可是我一个人在船上并不冷静,我是向来晕船的,就到房舱里躺在床上,有人打门要进来,一看就是朱骝先先生,已经半醉的样子了(我和他那时才见过几次面并不太熟)。坐下来东聊西谈地没停,茶房来问吃晚饭,朱问我可要陪我到饭厅去,我说我晕船得很,最好不去,在房舱随便拿点来吃吃好了。他说那我也不去了,对茶房说开两个人的饭到房舱来吃。那是个德国船,菜好得很,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是头等,有一个德国人管饭厅的头子还是自己到房舱内招呼一下。哪知一顿饭朱先生就边吃边谈吃了三个钟头才完。我是累得不得了又不好意思叫他走,他一直坐到三点才说走吧,明天到船时再来陪你下船,其实船到上海各有接的人来了,朱太太来接他我没答应和他们一同走说再会。元任是等我离开广州后才到各处去调查方言的,那时起头认识罗常培等人,三个月以后他回到上海我们才一同回北京清华园。

这几年中清华园学校内很不安静,起了好几次的风潮,虽然没有我们的关系在内,可是常常请愿什么的到我们家来,而且北伐以后,大学院又下了几次的命令要元任做校长,元任屡辞不就并荐贤自代未准,但不久就派了罗志希来长校,好些事就一变当日的清华校风了。因当日的校风多数近乎洋派,自从改大学以后在张仲述做教务长时已经改变了不少,而罗来以后自然更往办大学的方向改了。就办大学来说那种办法当然是对的,因为从前是专为在训练留美的目标着重,所以很少发生风潮,现在可惜的校内风潮一起动头,一来就请愿,訇这个一下又訇那个一下总无了时,连梅月涵全在内,虽然有些人是应该去的,可是不能全由学生来定去留,元任虽然没在被訇之列,但看看那种样子总不以为然。幸他那时总到各处调查方言,留校日少。这次经过上海时,大学院正在发起办中央研究院,杨杏佛说元任你不喜欢办行政事,而学术机关你总可以帮点忙吧!你做历史语言所的所长好不好?其时蔡孑民先生当院长,杨杏佛当总干事。元任回他你老兄为何总派我做点带行政的事做什么,你不知道我是最懒的人吗?荐傅孟真给你比我办事学问都高。杏佛说孟真我虽见过,脾气恐难对付。元任回他学术机关不须专讲谁对付谁的,有事大家商量办好了,我敢说他办事起来一定比我高明十倍。杏佛还未一定决定可否,而晚上蔡先生就请我们吃饭,蔡先生又提,我们想借重元任先生,元任就赶快说:我已和杏佛谈过了荐傅孟真最合适,蔡先生点点头,嗯嗯,我就赶快说蔡先生已答应了,杏佛不好说什么。出门后他打了我一把说韵卿的外交真可以(杏佛的太太赵志道是我中西女塾同学)。因此我们回北京后就从清华搬出来在东城羊益胡同住。但是罗志希也挽留元任,学生中又来一个小请愿,我们也觉得朋友来做校长,我们抽腿就走不好意思,所以答应他们每星期来上一堂课,以敷衍目前的情形。有一天元任坐清华公共汽车进城,在换电车回家,停车时他不下来,车开了他反走下来,自然跌在大街上了。右手连膀子都跌伤了(他是出名的absentminded教授),到协和医院查看,腕骨已裂非上石膏绷带不可,人又发烧两个多月。从此清华也不能去上课,就此结束了在清华园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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