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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元任和中央研究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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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元任和中央研究院的关系

作者按:在再写这篇杂记的回忆前,我必须向读者道谢和解说一下,因为我停了几期未写,收到很多来信和问我为何不接着写下去,并且朋友们见面又总问这个,我不能—一答复,这个毛病就是我不能动笔,因为几个月前我的右手大拇指骨忽然高起半寸多来,并且右膀时时麻痛,我自己恐怕是骨癌,经医生多少次的检查和照X光线,照相上并无癌症的症状,说是字写得太多了,我自己觉得可笑得很。照我写东西和一般著者来比,不知要少多少倍,实情就是因为在美国的家庭主妇一天到晚地杂事不知有多少,从无一刻钟能坐定下来不动的。近年来更因为赵先生赶写他自己的书,又加他的腰部背部近来不能做重工作,因为会影响到他的胃,所以一切粗细琐事都是由我来担任了——除了每早他做早饭和来客由他配鸡尾酒(那个他认为是“轻工作”)。并且我写回忆这种事,要么没有动笔则可,若是想到了来写就得一口气连写下去。在美国的困难,将来我写住美四十多年的杂记和各方面观感时,我再都给描写出来。现在不能——一地回信,就在这儿总道歉一下了。

前文提过一下,入中央研究院的来源,因为从有中央研究院起元任就和它发生了关系,一是杨杏佛答应元任不任行政可以,但是永不许辞职,元任还说笑若是你老兄不做了或情形变了也不准我离去吗?没想到变成谶语:他不久死了;二是傅孟真说他在研究院一日,元任一日不能离院,此虽默契,自然不会告诉外人的,而孟真又知元任绝对不干行政事和争权,所以屡次有人提元任做总干事等等,孟真总阻止,别人还误以为孟真反对元任在他上头,并且有些不知道的人因此妒忌元任的就由此设法离间。而孟真对于语言组所以永不愿换主任也是这个缘故。这些事实我以前始终没有宣布过的。

在那时中央研究院各所大半在上海,元任提议历史语言所应在北平好点(那时北京已改称北平),可以就各处书籍文化机关等等,并且全院在南北都有研究所,比较全国性一点。孟真也赞成,那时因孟真还未完全离开中山大学,就和元任商谈,让元任回到北平后先开始语言所,历史等他到后再说,所以我们回北平后就由清华园搬出来,先租了东单牌楼羊益胡同四十号住了几个月,但是一到城里我们的事就多起来了。我们也觉得各事比住在清华便当得多,但是还是安稳不下来,大家很多人组织了一个小剧院,元任做董事长,可是负责最多的还是余上沅和熊佛西他们,大家有写剧本的,有译剧本的,有上台的,我们好些太太在里面做各种的杂事,我是帮忙化装也夹在里面选戏等等,有一次在协和大礼堂表演,熊佛西和元任两个人亲自上台,那次演的《挂号信》,是元任在美国时写了玩的,在学生会演过,可是这次连北平的电车头上都大登起广告来了。预演的第一天元任戴了两副重复的眼镜,熊以前没知道,在对话时忽然看见到那种怪形状,就大笑不止,都演不下去了,幸亏不是正演的时候,只是化装排演,可是那次还卖票呢。想到当日真是我们的黄金时代,自从中日战争起,在国内人的苦境给些人都苦老得无兴趣了,并且多数的听说已死了,每想到当日情形都历历如在目前。那时我还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就是怀着我们这个天才的怪物来思 Lensey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她生在这个房子里的。)我那时大肚便便的还是终日忙来忙去地跟着他们忙,有一天叫大二两女孩唱熊写的《爱神与诗人》里的一首歌,她们两个人也不知道字义,当中有一句“三个分不开的和声”,她们唱成了三个分不开的和尚,台下大家都问熊你的歌怎么写出了三个分不开的和尚来了,我简直笑得头都抬不起来了。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北海公园喝茶,忽然我的侄女杨若宪说:“你看,三个分不开的和尚”。一看,果有三个和尚在一道走路。这个笑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所以以后大女如兰在美国剑桥指挥学生会合唱,那时哈佛和麻省工业学校两校有三百多中国学生,因为以前谈过这个笑话,所以他们就给哈麻俱乐部特别用白字来给这个叫虾蚂俱乐部。不久为语言组的缘故,又搬入盐务稽核所的两所大楼,中间有一个大园子隔着的,前面羊益胡同是语言所,后面西观音寺我们住家。那时朱庭祺做盐务署署长,我们去办房子的交涉,他说租可以,但是须两所一道,所以我们才搬到后面一所来住,不然我们本来住的也只隔一条街,何必搬动呢?(以后妒者造好多谣言说赵元任非得要家跟着公事房一道,其实越在一道,自己的时间越多白贴在里头。)各事元任向来不作无理要求,处处都照公事公办,必须得着孟真同意而后行,向无争执,所以孟真常说元任你若办行政总是输给人的,每件事若要发展必须有争的地方,元任说所以我不做行政事煞!因此好多人看见元任的这个缺点就可以真对他欺负,可是领略他这个上的人多,还是上算的。以后孟真到北平,弄了北海静心斋作史语所,那到是无任懒得再搬了,因为元任已经装制了各种录音器等等仪器,静心斋是一个古式的宫殿房子,装起来就既很费事又花钱,而这面的房子租的又不贵,将就着用还上算点,所以孟真也同意了。

我到北平城里后,除了大家玩以外还做了一点正事,就是高梓邀我到女子大学教体育系的生理和解剖学。高虽然后来到东北去了,还是兼两面的主任。我除了上课以外,还带学生们到协和医院看实习解剖尸体各部筋皮神经和血管等等部位,和受伤后如何救急治法,因为那时找不到尸体可以随便看的,只有协和医院留给医学校学生们看才可以借看看。

在我班里有一个学生终日爱唱《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有一天派了刘半农来长女大,大家学生看见他穿了一件中国蓝绵袍子,学生们偷偷说听说刘是个很风雅的文人,怎么这样一个土老头,我听见了就对他们说,你们有的人一天到晚唱他写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的歌,这就是那个他呀!大家哄起来说,这个人不像么,那歌不是赵先生写的吗?我说曲是赵先生作的,词是刘先生写的。以后不知怎么传到刘知道了,他就又写了一首词:

教我如何不想他,

请来共饮一杯茶。

原来如此一老叟,

教我如何再想他?

那时我又正怀着第四个小孩(因为我们要一对一对地可以有伴并易教养),但是快临产前学生们还要我接续下去。我说不能生产在讲堂里呀,不过还是一直教到临产前几天才停。因站得太多,所以产后出了大毛病。五月十三发动,十四才用钳子拿出来,这就是老四小中,西名Bella.因此产后缺奶,只得雇了奶妈喂奶。

我和赵丽莲女士因同系的缘故才起头认识,偶然打一个招呼而已,那个以后暑假郝更生夫妇请我们全家和我侄女杨若宪到北戴河去避暑,是和唐家同住,而他们也有客人,我们大家住了四天,因人太多我们另又在旅馆住了两天,就回北平了。元任虽也在女大音乐系兼点课,可是从没见过唐太太(赵丽莲女士那时才初次见面的,所以有四天的同住——不是同居——之雅。)

九一八沈阳事变发生,东北朋友们纷纷往北平逃难,其时因为我们住的房子大,丁在君看见我们住的房子,骂元任这种房子不像我们这些人住的,就让出五大间住了五家,而又是在一个小家庭内初次供给三十多个人吃饭,每日厨子要做早饭,我就自己起早到东单牌楼市场去买菜。我想人多只可以样数减少,分量加多,买回叫各家的用人来分派了做,煮饭菜等是归一个厨子,大人和小孩们分开来吃,再加来探访他们的亲朋,所以每次大小总开四桌饭,可是我定的大家须按时来吃,过时不候,如此才忙得过来呢。一个半月以后大家才分头找到了住处,这些时钱用得不算,可是精神用得也不少。(也由此练习了对付多数人的饮食的办法,所以以后在美京往往来大聚餐,于峻吉说过赵太太可以对付一师人的伙食。)这样子总算对付过去,大家快乐而散,不过旁边有些不出力而反说闲言闲语的也大有人在,自己不尽义务,反说赵太太好客,元任的钱都是被她这样做好人花掉的,但是我不气,只笑笑而已。我知中国人向来不帮人的人,总反而妒忌人的很多。(外国人这种行为似乎比较少一点。)

没料到一九三二年正是九一八以后清华大学发生了种种困难的问题,元任虽离开了,可是清华凡有紧要的事,他们评议会的人总是来找他的。那时评议会人员是叶企孙、陈岱荪、周培源、吴有训、金岳霖等等,常常全体来我们家讨论,经过多次的危机,元任总是在背后帮点忙,这次的风潮(可说是危机)息后就是校长问题,又有人提议让元任做,元任又不愿意做,他说我若愿做就不会罗志希来做了。大家再三商量,就由翁咏霓代理,他只答应代理三个月,元任是提议梅月涵从驻美清华学生监督处回国长校,不知其中有好些人要做清华校长,以后都怪元任不该提议老梅(我们总是这样叫他的)。去了五封公私信而老梅始终没有回信的消息(我常骂老梅对任何事总是太慢)。翁一方面也追,而校方也百事待议,元任就说我去代他一年半监督任务,促他快些回国。以后才知道他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很难解决,而他也知元任打算去了,并且其中两个愿接监督的人他又不敢正式地派,因国内情形复杂弄不清,只得暂以不了了之托于峻吉先暂代。我们到唐山去接他,他才知道国内已定了,虽然他有点不愿意没得到他的同意,谁叫他老不回信问问呢。其实元任也不大愿意去,而孟真则大反对,叫李济之来劝,可是济之赞成我们走,也因前些时李和傅两个人因董某(不是董彦堂)与Freer 博物馆办合作办的损失了主权,傅和他大争,李来我家谈到他若离中央研究院奈父母年老多病不愿离开北平,但和孟真一道又实在受气太大,因他们两个人都无忍耐性的人,我就给李留下,请几个人陪他打牌,元任就去和适之商量改由中基会出薪水(一种另外津贴),因此两面关系远一点可以减少冲突。(济之,我这个记得一点不错吧?)因此李济之多年都是由中基会出的薪水。(我们两个人都年近古稀了,常细想对朋友们真可说宁可天下人负我,我真不负天下人,两个人一辈子从不以暗中作弄人为快,而也从不忌妒人。不过也说回来,元任也是为国际上人已经太看重了,所以也不须去忌妒人了,我常和元任说我们是得过于求,并且先祖常有戒言,古云知足常乐,乃人生立身之要言,因此就不苛求与妄求了。)

我们在一九三二年的二月底离开中央研究院又搭上清华的关系了,其时我还有病极不想到美国,并且第四女儿小中还未断奶,因她出世不到一个月我们家和翁、任等人玩西山八大处因太累回来当晚就病,以后我就无奶,所以她一个是奶妈带的。并且清华也只剩了还有一年半的留美监督处,所谓“旧制”学生就完了,新大学留美进修的不多,也不需专人住美领导,所以元任才答应来的。我想我就不去了,短短一年半容易过得很,但无任不肯,只得带病动身,他的意思是到美手术可靠一点。因此就给小中留下来,起初由我侄媳关照,后因她和奶妈不和,又改由唐擘黄太太照理。刘廷藩随来作书记,刘太太也想去,元任觉得只一年半,再带多少人出来花钱不应该,所以刘太太总觉是个遗憾。我们在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号正在齐东西好多人来了,晚上月涵,擘黄,上沅夫妇还打了两桌牌,差不多到天亮了才大家吃完早饭送我们走(可是没有中央研究院的人,因为他们不高兴我们走),二十一大早动身到塘沽。

那时正值一二八之役,火车不通,坐船到上海,当时看见进口的两岸都是战迹,小孩们问为什么上海这样破烂,我们就解说给她们听,虽无大的政治宣传,不过也说点大略的坏处给他们听,大二两女并不大在意,而来思不到三岁,可是她就查根问底的追问,日本这样不乖,妈咪为什么不打他们的手。她一小就是一大些哲理的问题发问出来,可是日后她倒嫁了一个日本人。路过日本在那时我们自然不上岸去玩,可是日本来查船的人极力劝我们上去玩玩,我回他日本话我是日本学医的(那时日本话还记得些),他就不说什么,以后查护照的人和美国船上人争论我们到底是中国哪个政府派出来的。(美国人那时对中国自然没有日本人清楚,我想现在还是如此。)船上美国人自然不明白,政府就是政府好了,日本人就再三地解说给他们听,我在旁边又再解说给他们听还不是你们日本作祟吗?一会帮这面,一会帮那面,让中国内战不停,可以自相残杀,使国家日弱下来。美日两方面人只得看看我,不好认真说什么,以后有一个日本带刀的警察一直在我们房舱门口走来走去的,我们就多数的时间在客厅和甲板上待着,回房也有茶房特别关照我们。从神户到横滨一直守着,到横滨要开船了才走,我还笑了对他说麻烦守门,希望下次经过时再看见你。我们这次根本没上岸看见各处日本在大地震后的各处破烂还未恢复。(我一生不迷信,但我相信世上有报应的。否则被欺者永抬不起头来了。)我这次还是多数的日子睡在房舱里,离上海时孙克基医生叫我在船上一路打针到美京后就快快动手术,哪知船到檀香山病已经好了,上岸吃了一顿好好的中国面(因为中国饭船上有,每餐送到房间来。)带三个孩子玩了一圈。如兰(大女)说这个地方很好,我们住下吧,我说还没到呢。没想到几年以后我们真来住了十个月。中国领事馆有人来接上岸玩(照例的有船到总领事馆总派人来欢迎的),但是我们已上岸无处找我们了。到旧金山后也没通知任何熟人,不知清华学生们如何知道的,船一到,张汇文、林同济等六个人来接,可是我们行李很多,有大小二十八件。照例我们官员护照不查的,但是他们一定要查,因为不久前查到过有人带禁物过境,真是一人犯法大家遭殃。张是学法律的,还和他们争,我说不须争,这多行李打开也费事,你随便挑哪件我们开哪件给你看好了。他说好,挑了两个大柳包打开来一看其中都是零碎食物等等,就伸手插进去,没想到我带的香油洒出来了,和周围的藕粉都混和在一道,他抹了一手白油粉,就往自己制服上一擦粘了一身,给我笑得不得了,他莫名其妙问我什么东西,我告诉了他,他也大笑说你们中国人真会开玩笑!另一个人开元任的手提包,里面有一瓶阿摩尼亚是路上用的,他们也是以为是烈酒(那时禁酒),查关人打开一闻气味冲得吓了一跳,我们告诉他,他只得做个鬼脸走了。学生们问我是不是安心地作弄他们,我说碰巧这样。以后多年来都以为是笑话。我想那时在士丹佛和加州大学的学生大约还记得这些笑话呢,因此他们都知道赵太太爱逗人的。我们住了四天,因为随时就看看在西部的学生们,免得以后再来西部视察了。打了一个电报到华盛顿给何培元,因为他是监督处的书记,我们坐火车四天四夜,因为那时的飞机还没客机呢。有一天晚上经过忒撒斯没想到给孩子们吃了一个大惊吓。因为过南部加车辆换来换去停了很久,我和新那坐在原车上没动,如兰来思两个人到了另一节车上玩,元任下车走走,忽然给两孩那节车带走了,他们不知加车在中间,就大哭大叫起来,元任又在下面叫。我们的老二做人一小镇静,她说不要紧,不会带走两节车的,叫姊姊妹妹不要动下来危险,一下带了三节车又接起头来了,新那对她们教训地说,你们看我不动,我就免了着急作吓。

晚上到美京是于峻吉和何培元两个人来接的,开了监督处一个大老爷车,住的地方是正在电车街的边头,三夜元任都不能睡,我们说月涵真好耐心,如何能一住三年,何太太说梅太太常说不能睡,可是梅先生睡得很好。但是元任三夜根本不能睡,写信给月涵商量,我们宁可自己出房租也要搬房子,月涵回信允许,可是叫何培元快回国,因此监督处地方和人事又是一番变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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