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四书章句附考序 朱子之注四书也，毕生心力于斯，临没前数日，犹有改笔。但其本行世早，而 世之得其定本者鲜，此注本所以有异也。又有因传写而异者，亦未免焉。定本如大 学“欲其必自慊”，后为“欲其一于善”而定也；论语“行道而有得于心”，后为 “得于心而不失”而定也；此类是也。传写而异，如论语“卫大夫公孙拔”，误为 公孙枝；孟子“自武丁至纣凡九世”，误为“七世”之类耳。传写之误，固注疏家 之常事，若夫注是书而毕生心力于斯，没前有改笔，则朱子之注四书也，其用心良 苦，其用力独瘁矣。 夫朱子之意，必欲精之又精，以造乎其极，亦何为也哉？立志于为圣贤，在自 得躬行，而不在于注之有定本也；用以治国平天下，在体诸身，施于政，亦不在于 注之有定本也；即以讲论四书经文，亦在于大本大源，而不在于一句一字之闲也。 然则我子朱子之苦心瘁力于斯者，何为也哉？盖以四子之书为两闲至精之理，为孔 门至精之文。为之注者，必至当而不可易，乃与斯文为无所负焉耳，此子朱子之意 也。况有非朱子原文，为传写所误者耶？况不惟注也，经文历汉以来，授受既远， 亦不免有传写之误者耶！ 英自癸卯而后，困于棘闱者二十余年。此二三十年间，颇亦手不释卷，而于朱 子注之异同处，不暇详也。未尝不研摩于朱子文集及朱门诸子集中语录，然于其自 论注处，则置之。未尝不涉历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东发黄氏日抄，然于其中学庸 注，则置之。何也？以为通经致用之学不系此也。十三经经义之未通而求通者，汲 汲不暇，而奚暇于此也！ 慨自丁卯，英与儿志忠偕入省，未数日，母病信至，与儿偕返，已抱恨终天。 自是每闻人言乡试，则心痛，尽弃所业，而就业名山。忠儿感予心之摧伤，亦不乐 习帖括。今岁，忠遍觅借古本四书及疏释四书之书，以求朱子章句集注最后改定本 及传写未误者，别录一部，而私记考证附于后。有疑则折衷于予，然不能多得善本， 予惧其折衷之犹未当，命付梓以广其就正有道之帙。斯役也，固幼学壮行者所不屑 为之之事也。乡使英于屡踬场屋之年，即得所愿，则儿当亦相从于青云之路，求所 谓通经致用之学而学焉，又奚暇为此学？乃今而英之所遇可谓穷矣，穷况及于家人， 非听儿之不自量而为此迂远也。四方诸君子见其书而教正其中之缪讹，尚其哀英之 遇，而谅忠之情也夫！ 嘉庆辛未重阳日，吴邑吴英序 四书章句集注定本辨 吴邑吴英伯和氏撰 辛未夏，儿志忠学辑四书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折衷于予。此非易 事也，得不尽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犹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 不待辨者维何？如大学诚意章“故必谨之于此，以审其几焉”，为定本；其初 本则曰：“慊与不慊，其几甚微。”如此之类是也。犹待辨者维何？如大学圣经章 “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欲其一于善。”论语为政章 “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则曰：“得于心而不失也。”如 此之类是也。不可不辨者维何？如中庸首章“盖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 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圣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 故子思于此首发明之，而董子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此实非定本，其 定本则曰：“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自，无一 不本于天而备于我。学者知之，则其于学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于此首 发明之，读者所宜深体而默识也。”如此之类是也。 mpanel(1); 所以一为不待辨，一为犹待辨，一为不可不辨，何哉？吾苏坊间所行之本，多 从永乐大全本。相习既久，人情每安于所习，而先入者常为主。诚意章“故必谨之 于此，以审其几焉”，凡所习坊本既与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 若夫圣经章“一于善”句、为政章“得于心”句，二者虽有善本可证，又有朱子及 先儒之说，然皆与坊本不合，所以犹待辨也。“盖人之所以为人”一段，既与所习 熟之坊本不合，为见闻所骇异，而善本及先儒疏释本又但从定本而无所辨说，而又 为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骇异？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试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为定论者，我朝所?刻宋淳佑版大字本原 自如此，即此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矣。朱子仪礼经传通解全载学庸注，其于此段， 亦原自如此。朱子之子敬止跋云：“先公晚岁所亲定，为绝笔之书，未脱稿者八篇。” 则殁后而书始出也。殁而始出，则学庸注岂非所改定者乎？于此又可知其为定本而 无疑矣。是则此段之为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决然从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况又 下及纳兰氏翻刻西山真氏四书集编亦如是。集编惟学庸为真氏所手定。真氏亲受业 于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则其手定学庸集编，安有不从最后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 苟且从事者乎？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格庵赵氏四书纂疏亦如是。赵氏， 其父受业于朱子之门人，故以所得于家庭者?求朱门之源委而作纂疏，又岂有不从最 后定本者？于此又益可知其为定本而无疑也。东发黄氏所着日钞，亦全载学庸注， 而此段亦如是。黄氏亦渊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钞皆其著作，而乃载章句，岂苟然 哉？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云峰胡氏四书通，此段亦如是。自南宋至前明，为 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书通，可谓最善，而通于此段亦如是，但惜无辨说。然 以他处有辨者推之，此其为定本又益可无疑也。旁求之，复有如此，何不可决之坚 矣，而坊本则皆作“知己之有性”云云。考其缘由，则惟辑释之故：而穷究其源， 则自四书附录始也。辑释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录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 也。今坊本四书注，皆仍明胡氏广永乐大全本。大全只剿袭辑释，学庸尤无增减， 虽谓永乐大全即倪氏之书可耳，其于胡氏又何责焉？故论坊本所从之缘由，不谓大 全而谓辑释也。倪氏之师，定宇陈氏栎也。陈氏着四书发明，惟主祝氏附录而已。 倪氏惟师是从，亦惟主附录而已。故穷究坊本所从之源，则惟在祝氏之附录也。诸 儒或多从祝氏者，只以其父讳穆，字和父，为朱子母党，尝受业于朱子。然迹和父 所着方舆胜览一书，则其人近于风华淹雅，未必内专性学者。今祝氏四书附录虽未 见其全书，而即辑释所载引诸说以观之，是直不知有定本，已为四书信道之矣。四 书通曰：“如为政章祝本作‘有得于心’，则于改作‘得于心而不失’，祝未之见 也。”通之说有如此，仍倪氏后生不能择善以从，而因阿其师以及祝氏。至颠倒是 非，即朱子口讲指画之言，而亦弗之信焉，何其无识欤？而祝本之为非定本可以决 然矣。然犹可委者，曰“源略远，派亦分矣”；乃祝本之为非定本，更有即出于朱 子后嗣之人之言为祝氏微辨者，即出于信从祝氏之人自呈破绽者。倪氏辑释引陈氏 四书发明之言曰：“文公适孙鉴书祝氏附录本卷端云：‘四书元本，则以鉴向得先 公晚年绝笔所更定而刊之兴国者为据。’”按此语：曰“元”，宗之也；曰“则以”、 曰“所”、曰“者”，别有指之辞也；曰“得”，则已失也。子明题祝本也如是， 则是明明谓祝本与子明所得之本不合矣，明明谓祝本非刊之兴国之本矣，明明谓祝 本非绝笔更定之本矣。朱子之家犹自失之而觅得之，况祝氏何从得乎？其不直告以 此非定本，必自有故，不可考矣。然其辞其意则显然也，而祝氏不达。陈氏信祝本 而载之于发明，而倪氏又述之于辑释，皆引之以为祝本重，亦未达也。又何其并皆 出于卤莽耶？而祝本之为非定本更可以决然矣。祝本如此，则其相传以至于辑释， 亦如此矣；辑释如此，则其脱胎于此之大全，亦如此矣；大全如此，则从大全之坊 本，亦如此矣。总之不知朱子改笔之所以然尔。 今取此段而细绎之，熟玩之，即其所以必改之旨有可得而窥见者。“人之所以 为人，道之所以为道”二句，浑括“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二句，不复分贴， 以首节三句，原非三平列也。道从性命而来，性命从天而来。“修道之谓教”，即 道中之事，即天命中之事也。其不曰“性之所以为性”者，以经义系于明吾人之有 道，而不系于明性也。“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三句， 一气追出“原其所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二句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