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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文明骤化为野蛮(Ⅰ)
一
刘文指导员的“失踪”,在大家的内心深处搅起了极为不安的波澜。据说,他
被指控为姑息同情“右派”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回云山场部批外反省去了。
连队的工作完全由四队来的尹队长和三队来的朱副指导员负责。
从此,尽管十分艰苦但尚算比较文明的流放生涯,立即宣告结束。
尹队长40多岁了,家里有个刚二十出头的“支边青年”的年轻妻子。不管大家
如何苦战,他也常常离开工地连部的那顶大棉帐篷,回到小云山四队家里去。经常
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就只能是三队来的那个朱副指导员了。因此在这里,我们
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位朱副指导员多费点笔墨。
在1958年春天“向地球开战”的转业风潮前,朱是一名少尉。他的水平之高低,
一时难以看得出,但其为人之粗暴和蛮不讲理,却是十分明朗的。他那满是雀斑的
圆黑脸庞上,又有一些浅麻子,加上为人如此,所以大家并不关心他的大名,而背
后一律称之为“朱麻子”。心地善良又懂得政策的刘文在时,朱麻子和尹队长还常
常骂我们是“土匪”、“俘虏”、“一群老绵羊”[注]。刘文这一走,他们就更抖
活得出格了。开口:“你们要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闭口:“你们要识相,
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刘文常说的“努力工作,刻苦锻炼,加快祖国建设”一类
的催人奋发上进的语言,似乎从未在尹队长和朱麻子的齿缝间迸出过。对王震将军
带头喊的“同志们”这三个字,尹队长和朱麻子就压根儿没往心里去。他们动不动
就训斥我们给他们“丢脸”,使他们“抬不起头”。惟一的根据是,他们到云山场
部去开会,只能坐在最后面,不敢向别的连队挑战应战,因为我们的战绩“老是在
最后”。
这就奇怪了!我们连第一个完成了一干渠的包干任务,转移到二干渠快一个星
期了,三个“左派”精英连还在一干渠迟迟未转移,我们怎会成为“最后”?!
原来那些连队都是亩产“万斤粮”、“十万斤红薯”的“卫星成绩”,而我们
却是“铁榔头砸石头――实打实的”。
二
一天都深更半夜了,我们刚刚拖着十分沉重的一双腿,回到了各自的小窝棚,
正脱大衣、棉衣人被窝,朱麻子就让三队来的第二排排长田振兴,丁丁当当地敲响
了连部棉帐篷门前的一小截钢轨:“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大家纷纷从各个小窝棚里钻了出来,边扭衣扣边向那灰色的棉帐篷跑去。原来
是朱麻子要训话。他向帐篷边上一指,说:
“你们看,今天从团部扛回了两面大黑旗!这就是你们的‘光彩’!你们如果
再不好好给我们争面子,我们也绝不再跟你们讲客气!(不知他什么时候跟我们讲
过“客气”。)还要降低你们的口粮――少干活就少吃饭嘛!”
第二天,果然,太阳快落山了,两大箱午饭还搁在沟边上,宁可让一粒粒苞米
馇子冻成了冰豆豆,也不让大家吃。究其原因,说我们还没有完成上午的定额。
很多人当即发起牢骚来,越干越没劲儿。可是皮大衣上一尘不染的朱麻子,却
让值星排长田振兴喝令大家摘去头上的帽子,光着头干活,还要边干边唱歌,说是
“让他们提提神”。这个田排长居然照办:“快摘掉帽子,摘帽子,快,快!”
田振兴何许人?原是汪精卫汉奸部队里的一个士兵。鬼子投降后,他被我们的
部队俘虏了过来。解放战争中,他由战士而班长、排长、连长,建国后又升为一个
师的作战科长。不知何年何月,他转业到了工业部,也当了个科长。又不知是何原
因,他也被扣了顶“右”帽,被发配到了北大荒。一到北大荒,他就施展出了他那
到处行之有效的“特长”――投机钻营、捧上压下,很快就当上了排长,成了朱麻
子的“大红人”。排长轮流值星时,他的一只胳膊上套着“值星”二字的红袖章,
神气活现地在全连面前说:“我虽然也是‘老右’,但现在和你们不一样!我是监
工员,就是要代表领导来监督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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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曾有人当众斥责他:“你算个什么东西?!”刘文在的时候还有人建议
刘文撤换他;但有朱麻子的庇护,哪能撤?
此刻,田振兴在沟边上来回跑,边跑边吆喝:“快摘帽子,快摘帽子……哎呀,
快摘啊……”见大家大眼瞪小眼地不动弹,他那黑不溜秋的一脸横肉急得直颤颤,
牛暴子眼鼓得更大了:“快搞啊,快唱呀……”
对人的尊严如此蔑视和践踏,稍有一点自尊心的人谁能摘、谁能唱?只有几个
胆子太小的人,有气无力地哼得零零落落:“咱们工人有力量,嗨,咱们工人有力
量……”
这当儿,朱麻子在一旁气得麻脸刷黄,气急败坏地说:
“好吧,你们不唱,你们不唱!你们的眼里哪有党的领导?!可你们要明白,
你们再不老老实实赎罪,我们有办法治!!”
说完,他就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我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背影,不禁想:“赎罪”?我们有什么罪?这种强迫大
家饿着肚子去为自己“争面子”的人,也能叫做“党的领导”?这种人所以也高喊
“革命”,说穿了,不就是为了自己的一官半职、耀武扬威享清福吗?!就是真地
为了“革命”,这样蛮干也是不许可的。第一,弓弦绷得太紧,总有一天连弓背也
会被折断的;第二,接连不断地“放卫星”,事前准备,养精蓄锐,事后疲惫不堪,
实同休息,即便“卫星”上了天,全过程的总成绩还不如每天按部就班的平均工效
高,这何苦来?何况,这当中由于草率从事、窝工返工,既浪费了材料和时间,也
让大伙白费了力,这对谁有利?!
当晚收了工,我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先钻进了连部那棉帐篷,向朱麻子提出了
自己的建议:改变强迫劳动和强制“放卫星”的做法,既利于国,也利于人。
朱麻子无动于衷地向我瞪着眼,冷冷地说:“听到啦!你快回去吃你的晚饭吧
――”
奈何?真可谓“将帅无德无才,苦死三军战马”!
三
我们的命运在这种人的掌握下,必然会不幸接着不幸!
一天,由于冻土层太厚,五六个人排在一起猛打“排子镐”,它也纹丝不裂。
眼看当天的土方定额无法完成,朱麻子决定爆破。事前又不向大家讲清楚爆破必须
注意事项,国际书店一位姓王的同志奉命去给炸药包安雷管,当他刚刚安好雷管大
喊一声“安上了”,还没等他跑开隐蔽好,远处管按电闸的侨委的一个同志就心急
火燎地按下了电闸,只听“轰”的一声,王同志被炸了个粉身碎骨。人们连忙奔过
去抢救,只找到他的一条腿。大家惊痛得目瞪口呆!
这一不幸事件,使得大家议论纷纷。很多人认为,这是朱麻子等领导一味地强
迫大家多干快干、草管人命的结果。他们事前既没有说明爆破守则,也没有准备旗
语信号,才导致了王同志惨遭粉身之祸。这责任应由朱麻子等领导承担。但是事后
大家所看到的,侨委的那位同志成了替罪羊――被逮捕判了刑,王同志的那条腿被
悄悄掩埋了事,连个追悼会也没开!
正当其时,山上的“右派”伐木队也不断传来不幸的消息。
四
这个伐木队,也是在王震将军的统一号令下,在“大跃进”的热潮中组成的。
据说当时首都正在热火朝天地搞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电报大楼、民族文
化宫、军事博物馆等“十大建筑”,迎接建国十周年。王震的口号是:“进军完达
山,拿下20万方优等木材,保证首都十大建筑的需要,支援大连造船厂的建设,向
新中国建国十周年献厚礼片很快,各大农场就组织起3000多名复员转业官兵,兵分
数路,挺进完达山林区。
我们所在的云山畜牧场,也遵奉850总场的指示,从打草队和“五间房”、“三
间房”抽调了一百多名“右派”组成了一支伐木队,深入完达山南麓的原始森林进
行伐木大战。其组成人员有电影演员张莹、李景波,新华社的编辑方约、陈亮、陈
封雄,老《大公报》的名记者朱启平,总后勤部的军医李定国,八一制片厂的摄影
师戚玲,等等。
这些人中绝大多数过去都没见过原始森林啥模样,更甭说对又高又粗的大树拉
大锯劈大斧了。为了避免伤亡,伐木队领导也曾召开过大会,请当地伐木老师傅传
经送宝,讲授伐木要领与注意事项,也讲了些被树砸死砸伤的教训。因为这是性命
攸关的大事,人人都听得很入神,特别对如何判断被伐树木的倒向及伐木的姿势要
领等等,听得格外认真,许多人还做了笔记。
可是老师傅们一讲完,伐木队队长陆某就极其威严地双手往下一按说:
“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是来劳动改造、认罪服法的!你们可不要调皮捣蛋、偷奸
要滑!我要告诉你们,我陆某可不是好惹的!如不相信,我们就竖个对立面较量较
量……”
这样的训话,等于给大家当头一棒,把大家刚才听老师傅传授经验教训时的兴
高采烈训得烟消云散,只能冷冷地面面相觑。坐在最前面的一些人只见陆队长浅浅
的麻子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似乎对大家充满了莫名其妙的仇恨。
最后陆队长又给大家强调说:“伐木场也是战场,钢锯就是战士手中的枪!人
在枪就在,枪亡人就亡!记着没有?!”
台下人都睁着失望的眼睛瞪着他,只有几个人稀稀拉拉地回答说:“记得啦―
―”
第二天天蒙蒙亮,大家就吃罢早饭匆匆上工去了。大家人人腰上系着皮带或小
草绳,别着小斧或小镰刀;挂着饭盒水杯和毛巾,肩上扛着钢锯或大斧头,走起来
了当乱响,和西伯利亚的囚徒一般。
进入林区后,各班散开,两人一组,看清树的长势和倒向,用镰刀小斧清除了
树边的杂草和灌木,就躬下腰蹶起屁股,一来一往地拉起大锯来。锯了下口再转过
身来锯上口,不一会,林子里就响起了“顺山倒”、“迎山倒”或“横山倒”的呼
叫声,提醒周围的锯组注意或快闪开。每随着一声呼叫,就是一棵大树倒地的隆隆
声。随即人们拿着大斧和大锯修去枝杈,再把树干锯成几米不等的树段,用皮尺量
好大头和小头的直径,计算好木材的立方量,记上小本本,才算完成了锯倒一棵树
的工作量。
这些树,有的是上等建筑材料红松,有些是专给人民大会堂作地板用的硬木水
曲柳和核桃揪,有些是树皮可做软木塞、木材用于军舰轮船或枪托的黄菠萝,更多
的则是一般用材白桦、赤桦和杨树。劳动强度大而成绩也是十分可观的。
但是和山下的排水连一样,成绩再可观,也得不到队长们说一声“好”
有一次收工回来,李定国用中号脸盆打了大半盆稀汤粥,由于“液体太多固体
太少”,他还没等跨出伙房,就已经把它们三下五除二地灌进了肚。这时背后有人
大喝一声:“李定国!”李定国扭头一看,原来是伐木队的另一个队长“王大吼”。
“李定国,我真不明白,”这位说话声音特大因而被大家背地里叫做“王大吼”
的队长说,“你的个头儿这么小,你的肚子真能容纳那一盆稀饭?你就不怕撑坏吗?”
“……”李定国不吭声,只翻着眼睛看着他,心想:“你们吃的是啥?你们吃
的是烙饼、馒头、窝窝头,是‘固体’,而我们喝的是‘液体’,能比吗?个头儿
小又怎样?个头儿小的肚子里灌满了液体,也能‘宰相肚内能撑船’嘛!这大半盆
稀汤算得了什么?”
劳动了一整天饥肠辘辘,饥不择食地喝了多半盆稀汤粥也挨了一顿训,李定国
窝着一肚子人回到了自己的大窝棚。
五
不几天,队长“王大吼”又让著名电影演员李景波在大家面前“出了丑”。李
景波40多岁牙就几乎掉光了。吃玉米馇子时,往往还没吃下一半,碗里的就冻成冰
豆豆了,他只得几粒几粒地先放进嘴里慢慢地化开了再吃,这样常常影响按时出工。
那天“改善生活”吃馒头,他就多拿了两个馒头掖在自己的被窝下。有“积极分子”
告发,“王大吼”立即让大家在大窝棚外面严寒中排队站着,带着“积极分子”们
在大窝棚里面搜查,把李景波掖的两个馒头搜了出来。
“李景波,站出来!”
李景波站到了队前面。
“你为什么要偷偷地藏起两个馒头?”
“这不是‘偷’,而是大家都看到的。”
“就算是大家都看到的,为什么别人不藏,你要藏?”
“我的牙口不好,吃冰馇子常常影响出工,所以我在吃馒头时才要多拿两个馒
头。”
“你这是什么行为?算不算特殊化?”
“这也是为了工作,不算特殊化。”
“你还狡辩!我让你在队前‘照照相’,看你的面子还往哪处放!”
“‘照相’就‘照相’吧!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无齿之徒’,大家都会谅解的。”
“好,你自称‘无耻之徒’,可见得你是个不知羞耻的人。这两个馒头收回伙
房,还要在你的档案上记上一笔!”说完,“王大吼”向大伙大吼一声:“解散,
出工!”
李景波也跟着班里的人出工了,除了告密的“积极分子”外,几乎无人不深深
地同情这位名演员。
六
晚上,李景波跟着大伙儿回到了大窝棚。这窝棚是他们刚上山时自己匆匆盖起
的。麦杆儿苫顶,100多人就寝,李景波。李定国、郭冠军、李运田等人正睡在屋漏
更遭连夜雨的地方,常常几夜都睡不好,听着大伙儿的如雷鼾声和陈亮梦中的英文
歌。现在漫山都是雪,外面零下38度,窝棚内生了地塘火,也是“火烤胸前暖,风
吹背后寒”的零下十几度,许多人只得穿着鞋和衣而卧。
大伙儿受尽了折磨,仍然“黄连树下弹琵琶”,没有完全忘掉苦中作乐的谐趣。
他们常常在火塘边上穷聊“老林伐木工夜话”,古今中外,洋话和汉语,无所不谈。
有时聊到上下眼皮打架,才各自躺上榛子条结构的“席梦思”,尽力推开内心的悲
苦。
有一次,大家还独出心裁地未经领导批准开了个小小的文艺晚会。电影演员张
莹用俄语朗诵了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那首名诗,李定国唱了首客家山歌,孔祥
祯背诵了“四喜”诗。
孔祥祯戴副近视镜,平时老闷着头干活,话不多,常挨队长批,说他没有打起
精神来改造,“假正经”。其实他年纪较大,家庭思想包袱较重,所以才寡言少语。
这样的人竟背诵起“四喜”诗来,使大家感到特别有趣。他说有一位秀才做了这首
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位举人阅后说,
这还不是特别令人欣喜的,应在每句前面加上两个字――“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
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瞎子金榜题名时。”――这才是十足的大喜。这时
有人接话说:“我们什么时候免去了‘右’字号桂冠,才是我们的大喜!”
接着,有人想挖苦一下排长之一的张寄,说了个平常在背后者说的一个“谜语”
――“‘西厢书柬’――打吾辈中一人名。”大伙儿故意沉默静思了一会儿才有人
举手说:“张寄。”张寄是来自商业部的一名“老右”,先当班长,后当排长,常
常向队长、指导员们打大家的“小报告”,向“王大吼”密告李景波掖了两个馒头
的“积极分子”就是这主儿,大家恨透了他。平时一旦发现有人向队长、指导员告
了什么人的密,有的人就说这一定是“西厢书柬”干的事,而不说“张寄”的大名,
别人就心领神会。现在在这种场合下把它公开出来,弄得这位张排长难以自容。
接着,有人出了个字谜――“洞房内的新娘内衣――打一字”。有人立即举手:
“‘规’字。
“为什么?”
“因为只有做丈夫的,才能见到新娘子的内衣。”
一阵欢腾的掌声:说得在理。
乐以忘忧的文艺晚会结束了。大家上炕时,有人不禁叹息说:“我们什么时候
被摘去了‘右派’帽子,那才真正值得大乐一番哦!”
这一说不打紧,大伙儿立即被拉回到现实中来。
七
现实是冷酷的。
不是么?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王少明和镶着金牙的山西人史裕华,在深山密
林中伐了一天的树收工回来时,天色已黑透了。他俩迷了路,大伙儿吃罢晚饭左等
右等也不见他俩回来,一个个都急了。许多人打起火把去出收工的路上寻找呼喊,
才把他俩找了回来。事后,新来指导员李某,还把他俩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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