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文明骤化为野蛮（Ⅱ） 一 新的一年（1959年）开始了。元旦过后不久，我们又比“左派”精英连队提前 完成了第二干渠的包干任务，连夜挑着行李。铁镐、铁锹等物，踏着没膝的积雪， 越过几座小山坡，转移到第三干渠。 第三干渠的方位，在小云山东边六七里地。我们就住在小云山第四生产队的空 屋子里。我们第一排住的这间屋，中间砌了一道大半人高的大墙，大墙两边，各有 一溜木板铺成的大通炕。这比睡露天和小窝棚不知强了多少倍。 但是没料到，朱麻子对我在二干渠的连队帐篷里向他提出的建议仍耿耿于怀。 到小云山的第二天晚上，趁大家正在食堂吃晚饭，他给大家训了一次话。他说： “你们当中，现在歪风邪气很活跃！有人自以为比党还高明，反对大跃进和放 卫星！”这个……这个……我们也可以辩论辩论……” 他也许想咋唬大家一下，要大家服服帖帖地任由他们摆布，为他们去“鞠躬尽 瘁”地争面子。然而，大家在当天晚上的“辩论”中，竟一泄多日的闷气。尤其在 我们这个班――第一排第一班，可以说全部畅所欲言，诸如反对得不偿失的做法， 反对任意骂人侮辱人等等，都一吐为快。许多人在发言后都还缀上几句这一类的话： 反对这些错误做法并不等于反对“大跃进”，而是要真正地、更好地“大跃进”。 这时我已注意到，朱麻子正坐在大墙外边第二班的炕头上，竖着绿呢狐皮帽的 护耳，在倾听大墙里边我们这个班的发言。由于大墙到处漏烟，屋内乌烟瘴气，烛 光又昏暗，班内多数人没有注意到他；可我不但注意到了，而且在发言时还特别有 意多说几句给他听听。我说： “根据我们现在‘放卫星’之类的做法，我看是‘一年丰收，十年减产’，是 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毛主席在有关文艺问题的一篇讲话中曾说过：任何一种东西， 都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不尊重实际，不尊重群众 的领导方法，是最糟糕的领导方法……” 我满希望朱麻子能够多少开点窍，但他听了我的话，气嘟嘟地一声不吭就走人 了。 三天后的晚上，他找一帮人开了个小型“紧急会”，随即召集全连到食堂去， 对我开“批判”大会。他让我在食堂中间站着。这是在北京的“反右斗争”中都不 曾有过的场面，尹队长又叫人往食堂中间的横梁上拴绳子。我心想：“怎么？这些 家伙想学土匪强盗们那样，把我吊起来吗？！” 结果不是。他们是让人把搁在地上的马灯吊得高高的。 隔了不大一会，悬在半空中的马灯悠悠晃晃。坐在灯座暗影下的人们就像幽灵 般忽隐忽现，好像我们不是在人世间开会，而是在地狱中等待阎罗王的判决。 朱麻子讲话了： “今晚我们开个会，开戴煌的会。几个月来，他一直公开反对党的总路线，反 对大跃进，反对高速度，反对放卫星。他看不起我们领导，看不起我们党，说放卫 星是‘一年丰收，十年减产’；还说党报上登的亩产几千斤、几万斤都是胡说，是 ‘异想……异想……’唔，对，是‘异想天开’；还说我们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在 报上说的，亩产五万斤、十万斤，‘是不可能的，是空想，至少在20世纪绝对不可 能。’大家说说，他这是什么思想？什么立场？要不要和他划清界限？要不要对他 进行批判？” 朱麻子讲完了话，那些参加了会前小型“紧急会”的难友都随风转了舵。我们 班的班长，本是个相当明智的人，平时在私下也和我一样，对若干反常现象也都慷 慨陈词过。他对我的评价是：“看问题敏锐，敢于仗义执言，对党忠心耿耿。”可 是这时，他却说我这也是“暗箭”，那也是“暗箭”。后来我才知道，他平时在私 下和我议论这、议论那，原来都是套我的话，一转身都要跑到队长、指导员们那儿 去“汇报”的。 mpanel(1); 接着发言的人，一般都是应付一下朱麻子了事，只有很少几个人，胡批一通， 语无伦次。 然而毕竟更多的人比较正直老诚。他们虽然不便站起来为我辩护，但是能不发 言的则决不发言。原总政文工团搞舞台装置的刘世才同志，本来也是在朱麻子召开 的小型“紧急会”上被指定发言的一个，此刻他却在食堂一个旮旯里的暗影下装着 打磕睡。参加小型会的他们班长当场叫他，“刘世才，你说说吧。”他也只当没听 见。 我们的副排长兼二班班长梁文华――原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党总支副书记，大 会开始时被朱麻子指定向全连介绍我的所谓“错误”，他竟说我的劳动态度一贯很 好，许多意见也是很正确的。气得朱麻子当即打断了他的话，说他“右倾”。那好， 他就立即接过“右倾”这话茬儿，检讨起他自己的“右倾”来，似乎“忘了”朱麻 子要他“批判揭发”我的这档子事。 来自文化部艺术局地方戏曲处、对地方戏曲小有研究的辛若平，在“五一水库” 与我共抬一筐土到四筐土的老伙伴，虽然站起来批了我一通，但是一散会，他又向 我表示道歉：“我是在小型会上被朱麻子指定发言的呀，实在是迫不得已呀，请原 谅！” …… 会后，朱麻子要我写出“书面检讨”。我觉得我那都是凭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良 知说的话，没什么好“检讨”的，硬是拖着不动笔。不久，我们全连进山拉爬犁， 向山下的公路边运木头，我就更不写了。同时对这次所谓的“批判会”，我也不再 耿耿于怀。我父亲是位中医，我小时候，他也教我念过几个月的医书。我知道中医 学认为“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思则气结，悲则气消，优则气聚，悻则气乱，恐则 气下”，七情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即所谓“内伤七情成大病矣”，而情绪达观，胸 怀坦荡，对身心大有种益。因之我该干嘛还是干嘛，不该干的事决不干――不写 “检讨”天塌不下来。 二 上山拉木头，是1959年1月底。 由于我们都已经知道，这些木头将被运到北京，支援首都的十大建筑，迎接国 庆十周年。其中特别坚硬的富有花纹的木料，将做人民大会堂的地板和装饰板，所 以大家更鼓足了干劲。 我们先打掉山下沼泽地的塌头墩，把一些坑坑洼洼铺满冰雪，修好十几米宽的 爬犁道，然后才开始运木头。 通常每天天不亮，一吃罢早饭，每个班就提起一小桶搭配成萝卜条的窝窝头， 先从爬犁道向上跑几里地，到达伐木林的木材堆积场，通过斜架在爬犁一边的两根 粗木杠，把一根根大脸盆口粗细的长约六七米的带皮的圆木，连撬带推地架到爬犁 上，码架成一米多高、一米多宽的长方形木垛，两边插好档木杠，然后用粗麻绳上 下捆好绞紧成一体，使其一路不论怎么颠簸也不散架。 我们这个班，由我驾辕，其他十个人肩上套着绳扣，分在两旁，沿着爬犁道， 像俄罗斯画家列宾画的“伏尔加河纤夫”那样上身前倾，两脚后蹬，使出全身力气， 向山下拉去，要一直拉到离云山场部只有三公里的名为“十八公里”[注]的积木场， 从那里再让汽车把木头运到最近的火车站――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然后装 火车运往北京。 爬犁道全长20多里，翻越一个又一个的小山包，所以很多路段呈一上一下的马 鞍形，有时还要在较高的山包上回旋半圈，拉一趟十分吃力。 中午，我们在路旁靠近小河边的雪地中抠出一些枯树枝燃起黄火，烤窝头，化 雪水，用霉干菜和酱油精、辣椒粉熬点汤进午餐。吃罢午餐，我们继续围着将熄的 簧火，有的卷“喇叭烟”，有的望着眼前冰透了的山溪凝思，有的则望着远处白雪 皑皑的山头，忧伤地哼起《贝加尔湖之歌》。 这是我们流放生涯中的“主题歌”。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人开了个头，大家 就都不约而同地齐声合唱―― 贝加尔湖，是我们的母亲， 她温暖着流浪汉的心。 为争取自由挨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为争取自由按苦难， 我流浪在贝加尔湖滨…… 大伙尽兴唱了一番，由值班人铲几锹雪压灭了黄火的余烬，又脱下棉袄棉裤， 摆开“伏尔加河纤夫”的架势，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继续向前拉。待来回一趟， 跑完这四五十里地，回到宿营地时，往往都是晚上六七点钟了。 尽管大伙儿的体力消耗特大，但我们这个班一直干得很出色。原规定，每个爬 犁每趟拉一立方鲜湿的原木，大约3千多斤，我们最多时拉到两方七八，约8千多斤； 原规定，每天只拉一趟，我们常常在返回时，先把第二天的木头装上爬犁，再把满 载的爬犁拉到宿营地的山下，免得次日一早下山时往上走几里地装了爬犁再返回来， 而径直向山下的“十八公里”积木场拉去。这样，晨曦蒙蒙而出，夜色冥冥而归， 两天就可拉三趟，大大地超额完成了任务。 所以，我们班屡得流动红旗，屡受表扬。朱麻子在小云山叫我写“书面检讨” 我一直没写，虽然对我虎视眈眈，可他又无从下手。但终于，我一次意外的不幸， 给了他一个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的机会。 三 那是1959年2月12日，正是我的31周岁阳历生日。我仍然驾辕，掌握着全班爬犁 的行进速度和方向。当我们在一个小山坡上拐了个弯，正要向下面马鞍形的底部冲 滑时，才发现这底部狭窄的路当中，停着田振兴排的一张也装着木头的爬犁，而他 们的人却不知何往。这一段坡陡冰滑，下冲力最大，想停也停不住。为避免“两败 俱伤”，我决定仍由我一人操纵辕杆，选择最佳路线，从底部的路边冲插过去。我 大叫两边拉绳子的同志快闪开，或到后面去拉倒纤，以减轻一些下滑的冲击力；但 毕竟距离太短，没来得及把目标观察清楚，当我使出了全身力气，驾着自己的爬犁 冲到底部那张爬犁边上时，才突然发现这张爬犁还有一根一尺多长的垫木头伸探在 外，挡住了我们本可从它边上一擦而过的去路！但是来不及了，我们自己的爬犁带 着强有力的下冲惯性向前一冲，我的左小腿被猛夹在两张爬犁的膀子之间，难以忍 受的剧痛使我“哎呀”大叫一声就晕倒了！ 同志们都以为我的腿断了。班长焦勇夫上来摸了摸，揉了揉，说是可能没有断， 就和大家七手八脚地把我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