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几个“诏书”的由来 在伪满学校读过书的人，都被迫背过我的“诏书”。在学校、机关、军队里， 每逢颁布一种诏书的日子，都要由主管人在集会上把那种诏书念一遍。听人讲，学 校里的仪式是这样的：仪式进行时，穿“协和服”[注]的师生们在会场的高台前列 队肃立，教职员在前，学生在后。戴着白手套的训育主任双手捧着一个黄布包，高 举过顶，从房里出来。黄布包一出现，全场立即低下头。训育主任把它捧上台，放 在桌上，打开包袱和里面的黄木匣，取出卷着的诏书，双手递给戴白手套的校长， 校长双手接过，面向全体展开，然后宣读。如果这天是五月二日，就念一九三五年 我第一次访日回来在这天颁布的“回銮训民诏书”（原无标点）： 朕自登极以来，亟思躬访日本皇室，修睦联欢，以伸积慕。今次东渡， 宿愿克遂。日本皇室，恳切相待，备极优隆，其臣民热诚迎送，亦无不殚 竭礼敬。衷怀铭刻，殊不能忘。深维我国建立，以达今兹，皆赖友邦之仗 义尽力，以奠丕基。兹幸致诚佃，复加意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 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 为国，故能安内攘外，讲信恤邻，以维持万世一系之皇统。朕今躬接其上 下，咸以至诚相结，气同道合，依赖不渝。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 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心一德，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 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务 遵朕旨，以垂万囗。钦此！ 诏书共有六种，即：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的“即位诏书”；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的“回銮训民诏书”； 一九四○年七月十五日的“国本奠定诏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时局诏书”； 一九四二年三月一日的“建国十周年诏书”；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退位诏书”。 “即位诏书”后来为第五个即“建国十周年诏书”所代替。一九四五年八月十 五日的“退位诏书”，那是没有人念的。所以主要的是四个诏书。学生、士兵都必 须背诵如流，背不来或背错的要受一定惩罚。这不但是日本在东北进行奴化的宣传 材料，也是用以镇压任何反抗的最高司法根据。东北老百姓如果流露出对殖民统治 有一丝不满，都可能被借口违背诏书的某一句话而加以治罪。 从每一种诏书的由来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灵魂如何在堕落。前两个我在前面 说过了，现在说一下第三个，即“国本奠定诏书”是怎么出世的。 有一天，我在缉熙楼和吉冈呆坐着。他要谈的话早已谈完，仍赖在那里不走。 我料想他必定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果然，他站起了身，走到摆佛像的地方站住了， 鼻子发过了一阵嗯嗯之声后，回头向我说： “佛，这是外国传进来的。嗯，外国宗教！日满精神如一体，信仰应该相同， 哈？” 然后他向我解释说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每代天皇都是“现人神”，即 大神的化身，日本人民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 我凭着经验，知道这又是关东军正在通过这条高压线送电。但是他说了这些， 就没电了。我对他的这些神话，费了好几天功夫，也没思索出个结果来。 事实是，关东军又想出了一件事要叫我做，但由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正因 发动的张鼓峰和诺门坎两次战事不利，弄得心神不宁，一时还来不及办。后来植田 指挥的这两次战役都失败了，终于被调回国卸职。临走，他大概想起了这件事，于 是在辞行时向我做了进一步的表示：日满亲善，精神如一体，因此满洲国在宗教上 也该与日本一致。他希望我把这件事考虑一下。 “太上皇”每次嘱咐我办的事，我都顺从地加以执行，惟有这一次，简直叫我 啼笑皆非，不知所措。这时，胡嗣瑗已经被挤走，陈曾寿已经告退回家，万绳(木式) 已经病故，佟济煦自护军出事以后胆小如鼠，其他的人则无法靠近我。被视为亲信 并能见我的，只有几个妹夫和在“内延”念书的几个侄子。那时，在身边给我出谋 献策的人没有了，那些年轻的妹夫和侄子们又没阅历，商量不出个名堂来，我无可 奈何地独自把植田的话想了几遍。还没想出个结果，新继任的司令官兼第五任大使 梅津美治郎来了。他通过吉冈向我摊了牌，说日本的宗教就是满洲的宗教，我应当 把日本皇族的祖先“天照大神”迎过来立为国教。又说，现在正值日本神武天皇纪 元二千六百年大庆，是迎接大神的大好时机，我应该亲自去日本祝贺，同时把这件 事办好。 mpanel(1); 后来我才听说，在日本军部里早就酝酿过此事，由于意见不一，未做出决定。 据说，有些比较懂得中国人心理的日本人，如本庄繁之流，曾认为这个举动可能在 东北人民中间引起强烈的反感，导致日本更形孤立，故搁了下来。后来由于主谋者 断定，只要经过一段时间，在下一代的思想中就会扎下根，在中年以上的人中间， 也会习以为常，于是便做出了这个最不得人心的决定。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不 但引起了东北人民更大的仇恨，就是在一般汉奸心里，也是很不受用的。以我自己 来说，这件事就完全违背了我的“敬天法祖”思想，所以我的心情比发生“东陵事 件”时更加难受。 我当了皇帝以后，曾因为祭拜祖陵的问题跟吉冈发生过争执。登极即位祭祖拜 陵，这在我是天经地义之事，但是吉冈说，我不是清朝皇帝而是满蒙汉日朝五民族 的皇帝，祭清朝祖陵将引起误会，这是不可以的。我说我是爱新觉罗的子孙，自然 可以祭爱新觉罗的祖先陵墓。他说那可以派个爱新觉罗的其他子孙去办。争论结果， 当然是我屈服，打消了北陵之行，然而我却一面派人去代祭，一面关上门在家里自 己祭。现在事情竟然发展到不但祭不了祖宗，而且还要换个祖宗，我自然更加不好 受了。 自从我在旅顺屈服于板垣的压力以来，尽管我每一件举动都是对民族祖先的公 开背叛，但那时我尚有自己的纲常伦理，还有一套自我宽解的哲学：我先是把自己 的一切举动看做是恢复祖业、对祖宗尽责的孝行，以后又把种种屈服举动解释成 “屈蠖求伸之计”，相信祖宗在天之灵必能谅解，且能暗中予以保佑。可是现在， 日本人逼着我抛弃祖宗，调换祖宗，这是怎么也解释不过去的。 然而，一种潜于灵魂深处的真正属我所有的哲学，即以自己的利害为行为最高 准则的思想提醒了我：如果想保证安全、保住性命，只得答应下来。当然，在这同 时我又找到了自我宽解的办法，即私下保留祖先灵位，一面公开承认新祖宗，一面 在家里祭祀原先的祖宗。因此，我向祖宗灵位预先告祭了一番，就动身去日本了。 这是我第二次访问日本，时间在一九四○年五月，呆了一共只有八天。 在会见裕仁的时候，我拿出了吉冈安直给我写好的台词，照着念了一遍，大意 是：为了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希望，迎接日本天照大神， 到“满洲国”奉祀。他的答词简单得很，只有这一句： “既然是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从命！” 接着，裕仁站起来，指着桌子上的三样东西，即一把剑、一面铜镜和一块勾玉， 所谓代表天照大神的三件神器，向我讲解了一遍。我心里想：听说在北京琉璃厂， 这种玩艺很多，太监从紫禁城里偷出去的零碎，哪一件也比这个值钱，这就是神圣 不可侵犯的大神吗？这就是祖宗吗？ 在归途的车上，我突然忍不住哭了起来。 我回到长春之后，便在“帝宫”旁修起了一所用白木头筑的“建国神庙”，专 门成立了“祭祀府”，由做过日本近卫师团长、关东军参谋长和宪兵司令官的桥本 虎之助任祭祀府总裁，沈瑞麟任副总裁。从此，就按关东军的规定，每逢初一、十 五，由我带头，连同关东军司令和“满洲国”的官员们，前去祭祀一次。以后东北 各地也都按照规定建起这种“神庙”，按时祭祀，并规定无论何人走过神庙，都要 行九十度鞠躬礼，否则就按“不敬处罚法”加以惩治。由于人们都厌恶它，不肯向 它行礼，因此凡是神庙所在，都成了门可罗雀的地方。据说有一个充当神庙的“神 官”（即管祭祀的官员），因为行祭礼时要穿上一套特制的官服，样子十分难看， 常常受到亲友们的耻笑，有一次他的妻子的女友对他妻子说：“你瞧你们当家的， 穿上那身神官服，不是活像《小上坟》里的柳录景吗？”这对夫妻羞愧难当，悄悄 丢下了这份差事，跑到关内谋生去了。 关东军叫祭祀府也给我做了一套怪模怪样的祭祀服，我觉着穿着实在难看，便 找到一个借口说，现值战争时期，理应穿戎服以示支援日本盟邦的决心，我还说穿 军服可以戴上日本天皇赠的勋章，以表示“日满一德一心”。关东军听我说得振振 有词，也没再勉强我。我每逢动身去神庙之前，先在家里对自己的祖宗磕一回头， 到了神庙，面向天照大神的神龛行礼时，心里念叨着：“我这不是给它行礼，这是 对着北京坤宁宫行礼。” 我在全东北人民的耻笑、暗骂中，发布了那个定天照大神为祖宗和宗教的“国 本奠定诏书”。这次不是郑孝胥的手笔（郑孝胥那时已死了两年），而是“国务院 总务厅”嘱托一位叫佐藤知恭的日本汉学家的作品。其原文如下： 朕兹为敬立 建国神庙，以奠国本于悠久，张国纲于无疆，诏尔众庶曰：我 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