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家门以内 我不能过问政事，不能随便外出走走，不能找个“大臣”谈谈，所以当关东军 那边的电流通不过来的时候，我就无事可干。我发展了迟眠晏起的习惯，晚上总要 在后半夜，甚至过三点才睡，早晨要十一点才起。每日两餐，早餐在中午十二点至 一两点，晚饭在九至十一点，有时是十二点。四点到五六点睡中觉。我的日常生活， 除了吃睡之外，用这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即：打骂、算挂、吃药、害怕。 这四样东西是相互有着关联的。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我越是恐怖， 就怕日本在垮台之前，会杀我灭口。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我对日本人是伺候颜色、 谄媚逢迎，对家门以内则是脾气日趋暴躁，动辄打人骂人。我的迷信思想也更加发 展，终日吃素念经，占卜打卦，求神佛保佑。在这种精神不宁和不正常的生活习惯 下，本来就糟踏坏了的身体，这时越发虚弱，因此又挤命打针吃药。总而言之，这 四样东西构成了我昏天昏地、神神颠颠的生活。 我的残暴多疑，早在紫禁城时代就种下了根子，到了天津，向前发展了一步。 在天津，我给佣人们立下了这样的“家规”： 一、不准彼此随便说话，以防结党营私。 一、不准互相包庇袒护。 一、不准舞弊赚钱。 一、当同事犯有过错时须立即报告。 一、上级对下级犯过的人，须在发现之后立即加以责打。 如果放松看管。罪加一等。 到东北后，又附加了一项誓词： “如有违背，甘心承受天罚，遭受天打雷轰。” 在我的大门内，我的残忍暴虐行为，后来发展到经常打人，甚至于使用刑具。 打人的花样很多，都是叫别人替我执行。受到这种委派的人往往不是一个两个，而 是全体在场的人。他们在动手的时候，必须打得很重，否则便可能引起我的疑心， 认为他们朋比为奸，因此临时转移目标，改打不肯使劲打人的人。 我的打骂对象除了我的妻子、弟弟和妹夫之外，几乎包括家里的一切人。那时 我有几个侄子，在宫里念书，同时又是陪我说话、伺候我的人，是我培养的亲信， 可是我一样地打骂他们。他们那时最怕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叫他下去！”意思 就是到楼下去挨打。 我这些举动，除了说明我的蛮横、狂妄、暴虐和喜怒无常的可耻性格之外，实 在不能说明别的问题。有一次，一个童仆在我的椅子上坐了一下，别人根据我订立 的家规，把他告发了。我认为这是冒犯了我，立即命人重重责打了他一顿。其实这 个宝座，不是我也坐得心惊肉跳吗？ 在长春，我因患痔疮，买了不少坐药。有个小侄子见到这种药很稀奇，无意中 说了一句，“很像个枪弹”，立刻触了我的忌讳，“这不是咒我吃枪弹吗！”在我 的授意之下，其他的侄子们给了他一顿板子。 在我这种统治下，境遇最惨的是一批重仆。这是从长春的一个所谓慈善团体要 来的孤儿，大约有十几个，他们大都是父母被日本人杀害之后遗下来的。日本人怕 这些后代记仇，便叫汉奸政权用慈善团体名义收养起来，并给他们改了姓名，进行 奴化教育，用奴役劳动摧残他们。当他们听说被送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有的还抱过 很大希望，认为生活一定比在慈善会里好些，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改善，反而更糟。 他们在这里，吃的是最坏的高粱米，穿的是破烂不堪的衣服，每天要干十五六小时 的活，晚上还要坐更守夜。冬天，因为又冷又饿，又累又困，有的在打扫工作中， 不知不觉地伏在暖气上睡去，以致烤得皮焦肉烂。他们挨打更是经常的。干活睡觉 要挨打，扫地不干净要挨打，说话大声要挨打。心里不高兴的随侍，还常拿他们出 气。为了处罚他们，负责管理他们的随侍，特地设了禁闭室。这些孤儿在种种折磨 下，长到十七八岁，还矮小得像十来岁的孩子。 mpanel(1); 有一个叫孙博元的童仆，就是被生生折磨死的。这孩子在伪宫里实在受不了， 他幻想着外面世界也许好些，屡次想找机会逃走。第一次逃走被发觉抓回来，挨了 一顿毒打。第二次又逃走，他以为通暖气管的地道通到外面，便钻了进去，可是在 里面转来转去，转了两天两夜也没找到出口。他又渴又饿，不得不出来找水喝，因 此被人发现又抓住了。我听到了随侍的报告，便命令：“让他先吃点东西，然后再 管教他！”可是这时他早被随侍们管教得奄奄一息了。我听说他快死了，吓得要命， 怕他死了变成冤鬼前来索命，便命令把医生叫来抢救，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这孩子 终于在我的“家规”下，丧失了幼小的生命！ 这件事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责备，只是由于害怕因果报应，花了几天 功夫在佛坛前磕头念经，超度亡魂，同时责令打过他的随侍们，在半年以内，每天 要用竹板打自己的手心，以示仟悔。好像这样措置之后，我就可以摆脱一切干系似 的。 我对仆人们的苛刻待遇，后来竟因神经过敏而发展到极无聊的地步。我经常像 防贼似地防备厨子买菜时嫌我几角钱。我甚至于派人秘密跟踪，看他是怎么买的， 或者向我的妹妹们调查，肉多少钱一斤，鸡多少钱一只。有时候认为菜做的不好， 或者发现有点什么脏东西，立刻下令罚钱。当然有时因为做的好，也赏钱。我在自 己的屋子外面无权无力，只能在日本人决定的法令上划可，在自己的屋子里面，却 作威作福，我行我法。 到了伪满末期，日本的败象越来越明显。无论是无线电中的盟国电台消息，还 是吉冈安直流露出的颓丧心情，都逐日加深着我的末日情绪。我的脾气变得更坏了， 在家门里发的威风也更凶了。一九四四年初，一位按例来给我祝寿的长辈，竟平白 无辜地成了我发威风的对象。 那天为了庆祝我的生日，宫内府弄了一个滑冰晚会，找了些会滑冰的人来表演。 在大家看滑冰的时候，这位关内来的长辈看见了吉冈安直和日本官吏们，为了表示 礼貌，在我的面前跟他们招呼为礼。这样的事在一般人看来本是极为平常的，可是 在当时我那一群人眼中却成了“大不敬”的失仪行为。因为“天子”乃是“至尊”， 在“天子”面前没有谁更尊贵的，所以任何人不能有互相致敬、受礼的表示。家里 的人都知道我是绝对不容许有这类事发生的，而且按照我的教诲，如有人发现任何 不敬行为，不向我报告就要算做不忠。因此，这件当时并未被我发现的“不敬’行 为，过了不大功夫，即在滑冰表演结束后举行家宴的时候，就有个侄子在宴席上报 告了我。我这时正在高兴，加以想到他是个老人，不想深究，便示意叫这忠心的侄 子退下。却不料那位刚犯了“大不敬”的老人，现在又犯了好奇心，想知道那个侄 子俯在我耳边说什么，便探过头去问那个侄子，又一次犯了“大不敬”。我不禁勃 然大怒，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喝道：“给你脸，不作脸，你还有个够吗？”这位老 人这才明白了他的“过失”，吓得面如土色，身不由己地向我双膝跪倒，诚惶诚恐 地低下头来。而我却越想越气，索性离了席，对他嚷叫起来：“你的眼里还有我吗？ 你眼里没有我，就是没有德宗景皇帝，就是没有穆宗毅皇帝！……”弄得全场鸦雀 无声，可谓大煞风景。 我所以如此气恼，说穿了不过是因为被伤害了虚荣心。我甚至觉得这个老人竟 不如日本人。连日本人对我使颜色都是背着人进行的，可他倒当着人的面冒犯我！ 到长春之后，我看了大量的迷信鬼神书，看得人了迷。我在书上看了什么六道 轮回，说一切生物都有佛性，我就生怕吃的肉是死去的亲人变的，所以除了每天早 晚念两次经外，每顿饭又加念一遍“往生咒”，给吃的肉主超生。开头是在开饭的 时候，当着人面，我自己默默地念，后来我索性让人先出去，等我一个人嘟嘟囔囔 地念完，再让他们进来。所以后来每逢吃饭，他们便自动等在外面，听我嘟囔完了 才进来。记得有一次，我正在同德殿的地下防空洞里吃饭，忽然响起了空袭警报， 我念了咒还不算，还把要吃的一个鸡蛋拿起来，对它磕三个头，才敢把这个“佛性” 吃下肚去。这时，我已经索性吃素，除鸡蛋外，荤腥一概不动。我不许人们打苍蝇， 只许向外轰。我知道苍蝇会带病菌传病给人，苍蝇落过的饭菜，我一律不吃，如果 在我的嘴唇上落一下，我就拿酒精棉花擦一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个盛酒精药棉的小 铁盒），如果发现菜里有苍蝇腿要罚厨师的钱，尽管如此，我却不准任何人打死一 只苍蝇。有一次我看见一只猫抓住了一只老鼠，为了救这只老鼠，我就下令全体家 人一齐出动去追猫。 我越看佛书越迷，有时做梦，梦见游了地狱，就越发相信。有一次，我从书上 看到，念经多日之后，佛就会来，还要吃东西。我便布置出一间屋子，预备了东西。 在念过经之后，对众人宣布道：佛来了！我便跪着爬进屋去。当然里面是空的，可 是因为我自己也相信了自己的胡说人道，所以战战兢兢地向空中碰起头来。 我家里的人都叫我弄得神神颠颠的。在我的影响下，家中终日佛声四起，木鱼 铜磬响声不绝，像居身于庙里一样。 我还常常给自己问卜算卦，而且算起来就没完，不得上古之卦，决不罢休。后 来我日益害怕关东军害我，发展到每逢吉冈找我一次，我要打卦卜一次吉凶。避凶 趋吉，几乎成了支配我一举一动的中心思想。弄得行路、穿衣、吃饭，脑子里也是 想着哪样吉，哪样不吉。至于吉凶的标准，也无一定之规，往往是见景生情，临时 自定。比如走路时，前面有块砖头，心里便规定道：“从左面走过去，吉祥，从右 边，不吉祥。”然后便从左面走过去。什么迈门坎用左腿右腿，夹菜是先夹白先夹 绿，真是无穷无尽。婉容也随我人了迷，她给自己规定，对于认为不吉的，就眨巴 眨巴眼，或是吐吐唾沫。后来弄成了习惯，时常无缘无故地眨巴一阵眼，或者是嘴 里“啐啐啐”连着出声，就像患了精神病似的。 在我的教育管制之下，我的侄子们――二十左右岁的一群青年，个个像苦修的 隐士，有的每天“人定”，有的新婚之后不回家，有的在床头上悬挂“白骨图”， 有的终日掐诀念咒，活像见了鬼似的。 我还每天“打坐”。“打坐”时，不准有一点声音。这时所有的人连大气都不 敢出。我的院子里养了一只大鹤，它不管这套，高起兴来就要叫一下子。我交代给 仆人负责，如果鹤叫一声，就罚他五角钱。仆人们被罚了不少钱之后，研究出一个 办法：鹤一伸脖子他就打它脖子一下，这样就不叫了。 因为怕死，所以最怕病。我嗜药成瘾，给了我的家人和仆人不少罪受，也给自 己找了不少罪受。我嗜药不仅是吃，而且还包括收藏。中药有药库，西药有药房。 我有时为了菜的口味差一些，硬叫扣出厨子几角钱来，但为买些用不着的药品，可 以拿出几千元、几万元去向国外订购。我的一些侄子，上学之外要为我管药房、药 库。他们和我专雇的医生每天为我打补针，总要忙上几小时。 从前我在紫禁城里时常“疑病”，现在用不到疑心，我真的浑身是病了。记得 有一次例行“巡幸”，到安东去看日本人新建的水力发电站。到了那里，由于穿着 军服，还要在鬼子面前撑着架子，走了不多远，我就喘得透不过气来，回来的时候， 眼看就要昏过去了，随行的侄子们和医生赶快抢着给我打强心剂和葡萄糖，这才把 我抢救过来。 这种虚弱的身体，加上紧张的心情，让我总觉得死亡迫在眉睫。 有一天，我到院子里去打网球，走到院墙边，忽然看到墙上有一行粉笔写的字： “日本人的气，还没受够吗？” 看到这行粉笔字，我连网球也忘记打了，赶紧叫人擦了去。我急忙口到我的卧 室，心里砰砰跳个不停，觉得虚弱得支持不住了。 我怕日本人发现这行粉笔字之后，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在我这“内廷”来个“大 检举”，那不定会闹成什么样子。令我更惊慌的是，显然在我这内延之中，有了 “反满抗日分子”。他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写字，就不敢杀我吗？ 由于我整天昏天黑地、神神颠颠，对家庭生活更没有一点兴趣。我先后有过四 个妻子，按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妃，两个贵人。如果从实质上说，她 们谁也不是我的妻子，我根本就没有一个妻子，有的只是摆设。虽然她们每人的具 体遭遇不同，但她们都是同样的牺牲品。 长时期受着冷淡的婉容，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的青年最不能理解的。她 如果不是在一出生时就被决定了命运，也是从一结婚就被安排好了下场。我后来时 常想到，她如果在天津时能像文绣那样和我离了婚，很可能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当 然，她究竟和文绣不同。在文绣的思想里，有一个比封建的身分和礼教更被看重的 东西，这就是要求有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而婉容，却看重了自己的“皇后”身 分，所以宁愿做个挂名的妻子，也不肯丢掉这块招牌。 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之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大留心她的 事情，所以也没有从她嘴里听说过她自己的心情、苦闷和愿望。只知道后来她染上 了吸毒（鸦片）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时，烟瘾已经很大，又加病弱不堪，第二年就病死在 吉林了。 一九三七年，我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有个必不可少的摆设，我另选 了一名牺牲品――谭玉龄，她经北京一个亲戚的介绍，成了我的新“贵人”。她原 姓他他拉氏，是北京一个初中的学生，和我结婚时是十七岁。她也是一名挂名的妻 子，我像养一只鸟儿似地把她养在“宫”里，一直养到一九四二年死去为止。 她的死因，对我至今还是一个谜。她的病，据中医诊断说是伤寒，但并不认为 是个绝症。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市立医院的日本医生来诊治。吉冈这时说是 要“照料”，破例地搬到宫内府的勤民楼来了。就这样，在吉冈的监督下，日本医 生给谭玉龄进行了医治，不料在进行治疗的第二天，她便突然死去了。 令我奇怪的是，日本医生开始治疗时，表现非常热心，在她身边守候着，给她 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但是在吉冈把他叫到另外一间屋子里， 关上门谈了很长时间的话之后，再不那么热情了，他没有再忙着注射、输血，变成 了沉默而悄悄的。住在勤民楼里的吉冈，这天整夜不住地叫日本宪兵给病室的护士 打电话，讯问病况。这样过了一夜，次日一清早，谭玉龄便死了。不由我不奇怪， 为什么吉冈在治疗的时候，找医生谈那么长时间的话呢？为什么谈过话之后，医生 的态度便变了呢？ 我刚听到了她的死讯，吉冈就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官向我吊唁，并且立 即拿来了关东军司令官的花圈。我心里越发奇怪，他们怎么预备的这样快呢？ 由于我犯了疑心，就不由得回想起谭玉龄的生前。在生前她是时常和我谈论日 本人的。她在北京念过书，知道不少关于日本人在关内横行霸道的事。自从德王那 件事发生后，我有时疑心德王乱说，有时疑心日本人偷听了我们的谈话。谭玉龄的 死，我不由得又想起了这些。 吉冈在谭玉龄死后不久的一个举动，更叫我联想到，即使不是吉冈使了什么坏， 她的死还是和关东军有关的。谭玉龄刚死，吉冈就给我拿来了一堆日本姑娘的相片， 让我挑选。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龄遗体未寒，无心谈这类事。他却说，正是因为要解除我 的悲痛，所以他要早日为我办好这件大事。我只得又说，这确是一件大事，但总得 要合乎自己的理想，不能草率从事，况且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通的，嗯，这是会满洲语言的，哈！” 我怕他看出我的心思，忙说：“民族是不成问题的，但习惯上、兴趣上总要合 适才好。” 我拿定了主意，决不要日本妻子，因为这就等于在我床上安上了个耳目。但这 话不好明说，只得推三阻四，找各式借题来抵挡。 不想这个“御用挂”，真像挂在我身上一样，死皮赖脸，天天纠缠。我怕惹恼 他，又不好完全封口。后来，也许是他明白我一定不要日本人，也许关东军有了别 的想法，又拿来了一些旅顺日本学校的中国女学生的相片。我二妹提醒我说，这是 日本人训练好的，跟日本人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样总拖也不是个办法，因为如果关 东军硬给我指定一个，我还是得认可。我最后决定挑一个年岁幼小的，文化程度低 些的。在我看来，这样的对象，即使日本人训练过，也还好对付；而且只要我功夫 作好，也会把她训练回来。决定后，我向吉冈说了。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做“福贵人”的十五岁的孩子，便成了我的第四名牺牲 品。她来了不到两年，也就是她还不到成年的年岁，伪满就垮了台。在大崩溃中， 我成了俘虏，她被遣送回长春老家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