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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南海生涯 5   交道口的小院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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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道口的小院的主人 1975年8月中旬, 陈永贵从钓鱼台搬到了交道口的一个胡同的小院里。这个小 院又分前后两个院,前院住了一个警卫班,里院住着陈永贵和他的秘书焦焕成、贴 身内卫张艮昌、炊事员石头和司机汤占兴。除了汤占兴,这几位都是陈永贵从昔阳 带来的人。张艮昌原来是张怀英的勤务员,焦焕成更是陈永贵的夫人的一位近亲, 在昔阳当过县团委书记。炊事员石头是陈永贵在武家坪的一个老熟人的儿子。这几 位宽宽敞敞地住在足够一百多人住的小院里,彩电、电话、乒乓球桌等等那个时代 的稀见的家用物品一应俱全,还配备有两部小汽车。一辆是富丽堂皇的大红旗,一 辆是舒适好用的日本车。当时中国进口了为数不多的一批日本小轿车,每位政治局 委员一辆。使用这些东西都不用陈永贵花钱。 搬出钓鱼台后,按规定应该给陈永贵配一名服务员。陈永贵说,来一个年轻姑 娘挺不方便的,算啦。中央又说可以派个岁数大的,陈永贵说,岁数那么大还侍候 我多不合适,就我们几个一块过吧。我就一个人,要那么多人照顾我哩?于是这个 小院就成了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 陈永贵当然可以带家属来,但是他不干。他要带个头,立个榜样,便叫老婆带 着孩子在大寨挣工分,连城市户口也不给她们转。山西曾经背着陈永贵给他的家属 转过户口,还想把她们送进京,手续全办了,最后跟陈永贵打了个招呼。陈永贵拍 桌大吼道:“谁办的!我不同意,谁敢!”结果又退了回去。 不仅夫人和孩子拿着农村户口靠工分吃饭,陈永贵这位副总理也没有城市户口, 也挣工分。没有城市户口就没有粮票。每年秋后大寨分粮食,要专门拿出陈永贵的 那份口粮送到公社粮店,换成全国粮票给陈永贵捎去。陈永贵不算城市居民,也没 有正式的国家干部的工资,自然就要在大寨挣工分。大寨大队给这位国务院副总理 记满分画满勤,结结实实地算一个壮劳力,每天劳动工值一块五毛钱。 除了大寨的这笔工分收入外,山西省每个月还发给陈永贵这位省级领导干部60 块钱。搬出钓鱼台之后,买粮买菜抽烟喝酒全得陈永贵自己掏钱了,山西便把一个 月60块提高到100块。 此外,中央每天也给陈永贵一块二的生活补助,一个月就是 36块钱。136块外加一个壮劳力的工分,差不多就是陈永贵可以挣来的全部月收入。 当时, 毛泽东的工资是300多元,副总理级的工资大概在260元至300元之间,县团 级的干部每月工资在100元上下, 大寨这类工分日值比较高的地方,一个壮劳力平 均每个月大概有45元的收入。 陈永贵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多弄点钱,就申请报客饭补助。陈永贵搬到交道 口以后客人多了,昔阳的干部,各地的劳模,国务院的同事常来,按说这笔客饭补 助也是个数了。国务院正好也有这方面的规定,一申请就批了下来。跟陈永贵一说, 陈永贵不让要。“报什么客饭?”陈永贵瞪着眼问,“我的客人让国家报?退掉!” 于是又退掉了。客饭补助没让要,大寨的每天一块五的工分最后也没要。汤占兴曾 问陈永贵为什么不要,陈永贵说:“农民挣个钱不容易。我够花了么。” 陈永贵有北京市二商局发的特供本。副总理副主席副委员长以上的干部都有这 东西。那是一个紧缺的时代,东西很便宜,但是限量供应,有钱未必买得到好东西。 拿着特供本差不多就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优质商品。陈永贵花钱很仔细,尽管他 的收支由张艮昌管,但是他不准任何人买任何他认为奢侈的东西。 mpanel(1); 有一天纪登奎和陈锡联到陈永贵家吃石头做的山西拉面,石头买了一只鸡。陈 永贵见了问: “买鸡干啥? 我不吃这个鸡!”“客人来么,熬汤。”陈永贵说: “不用,人家来是吃面么。咱就这伙食。”结果石头这位挺不错的厨师,拿着整个 中国也没有多少的特供本,整天摆弄的都是土豆圆白菜之类的大路货。而陈永贵偏 偏就喜欢简单实在的大路货。每天吃饭,他常常端着一大碗拉面、假豆腐(一种玉 米粉面条)或面疙瘩,放上几根老咸菜,端个小板凳在小院中一坐,呼噜呼噜一通 就算是吃饱了。 陈永贵能喝酒,客人一来,必定拿出酒来喝几盅,再添上几盘青椒肉丝之类的 菜。他大显酒量的一次是在1975年12月26日。那天晚上邓小平主持政治局开完会, 江青提议大家一起吃顿饭为毛主席过生日。服务员端上茅台酒来,四人帮一方的人 就哄着要灌陈永贵。陈永贵道:你们也别灌,这么办吧,毛主席他老人家过生日, 我心里高兴,我替每个人喝一杯酒。服务员便端上满满一托盘的亮晶晶的高脚杯来, 陈永贵一口一杯,在众目睽睽之下一口气全干了。出得门来,陈永贵往他那辆大红 旗后边一钻,拍着前排的椅子背说;“哎,老汤,我喝醉啦。他妈的想灌我。想整 我?没门!”开车的汤占兴劝道:“今天是主席的生日,该高兴呀。”“高兴?” 陈永贵叹道:“唉,我不高兴。”说完把头往后一仰,闭了眼睛便不再说话。陈永 贵喝多了总是一声不吭地找个地方睡觉。 陈永贵又是个烟鬼。曾经有一位外国记者描写陈永贵抽烟,只见一根火柴,一 个烟头,一盒烟就抽完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每天要抽上两三盒。陈永贵不常 抽好烟,更抽不带过滤嘴的烟。三毛八一盒的“三七”,一毛八一盒的“阿尔巴尼 亚”是最常抽的牌子,就这样每天的烟钱也相当可观了。那时候的干部很廉洁,就 连政治局开会喝的茶,人民大会堂每个月也要开出收费单来,茶钱多少,烟钱多少, 如果吃过饭,饭钱又是多少,派人送到政治局委员家要帐,一分一毛也少不得。 如果说有点外财,恐怕就是金日成送来的苹果了。那时到了摘苹果的季节,金 日成便给中共中央的领导人送些又大又圆的苹果来,毛泽东总是让在京的政治局委 员们分了。既是礼物,自然不能收钱。这苹果的量往往还很大,陈永贵吃不了,便 托人捎回大寨去,分给梁便良,贾进才这些老搭档尝尝。 在外事活动中外宾有时也送给陈永贵一些小礼物,比如计算器之类的东西。这 类礼物陈永贵一律按规定上交。据陈永贵的小儿子陈明亮比划说,他父亲交公的计 算器摞起来有一尺高,而他上学用计算器还不得不家里掏钱买了一个。 对陈永贵来说,交道口小院里的首长生活并不好过。有一次主持过昔阳工作的 赵满仓去看他,问他过得怎么样。陈永贵说:“到中央连说话也不随便了。说话呀, 行动呀,有限制哩。”他指着一大堆文件说:“你看看这,每天起来就是这,除了 吃饭就干这。我能干得了这?批这个,转那个,整天画圈圈。” 有一次张怀英去看陈永贵,正好碰见工作人员送来文件让陈永贵画圈。张怀英 虽然是陈永贵的老上级,对陈永贵称得上知根知底,但是眼看着一位副总理在一排 中央首长的名字旁边画圈也难免感到敬畏。他问陈永贵:“你咋批文件哩?”“咋 批?”陈永贵笑道,“他们画圈我画圈呗!”陈永贵点了周恩来、华国锋、纪登奎 等几位他信得过的人的名字, 解释说: “他们画我就画,他们不画我也不画。” “画个圈也顶事哩!” 陈永贵坐不住,总想出去遛遛,比如到北京郊区看看庄稼什么的。可是他这一 级的干部一活动就要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办又要跟北京市打招呼,北京方面这个陪 那个接,层层做好准备,弄得兴师动众,最后还是不自在。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 里去通县,偏偏赶上刮大风,路旁的树倒了,拦住去路。陈永贵的大儿子陈明珠来 京看望父亲,陪着他坐在车里。陈永贵叹道:“唉,就不该出来。”他对陈明珠说: “可不自由哩,太管的咱严。唉,不自由!” 有一天下午,陈永贵不管三七二十一,非要自己上街遛遛。警卫班的头头是一 位连长,大惊之下赶紧招呼人追了上去。陈永贵见人又跟上来了,黑着脸把那位连 长训了一顿:“不让跟不让跟你们非跟着?你们要限制我自由哩?限制我接近群众? 谁还怎么着我呀?你们搞甚哩?那拉连长也不吭气,反正是跟定了。最后双方妥协, 警卫班的军人和贴身内卫张艮昌都换了便衣,远远地跟着陈永贵,紧张地看着他溜 溜达达地进了地安门商场。 陈永贵没走几步,商场里就有人认出了这位副总理,人们便拥了上来,陈永贵 一见情况不妙赶快撤退,大步流星地回了家。“怎么样?影响商场秩序啦?”工作 人员问他。“再不你就化化装?”说着拿来了口罩和墨镜。陈永贵戴上口罩,说: “怪憋闷的。 ” 又戴上墨镜,对着镜子一照,指着脑门上的刀刻般的皱纹笑道: “这是活商标么。”从此陈永贵便不再逛商场。除非赶上人大开会,东风市场专为 代表们开夜场,陈永贵才有机会去转一转。 一天陈永贵想理发了。本来打个电话就会有理发师上门服务,可是陈永贵憋得 难受,想出去走走。“别麻烦人家了,”陈永贵对张艮昌摆摆手说,“我出去理, 你愿意跟就跟上,不许离近了。”说着就拿了顶大草帽扣在头上。那时正是八月盛 夏,戴着大草帽并不扎眼。 交道口也算热闹地方,出门不远就有一个理发馆。陈永贵推门进去,理发师道: “您来啦?理个什么?”“推个光头。”陈永贵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答道。一摘草 帽,人家认出来了,瞪大了眼睛发愣。张艮昌赶紧上前捅了理发师一下,低声说: “别吭气。”理发师就不吭气,一言不发地给他推了个光头。推完了,陈永贵叫张 艮昌交钱,人家却死活不收。陈永贵道:“理发就要给钱么,不能不给钱。”张艮 昌掏了五毛钱扔下就走,出门一看,已经有一群人围了过来。陈永贵招招手,健步 如飞地溜了,后边还有人紧着追了一会儿。陈永贵边走边对张艮昌发感慨道:“人 怕出名猪怕壮。有什么好看的?我不也是个人么?” 有了这几次教训,陈永贵便不再自找麻烦了。想溜达就自己在院子里来回走。 每天早晨早早地起来,别人还有睡觉,他已经像一只关起来的老虎一样转开了圈。 春天植树季节,陈永贵让人弄来四棵苹果树苗,两棵梨树苗、两棵水杉,又弄 来点葡萄秧子栽在院子里。他看了一会警卫班的战士挖树坑,说:“我来吧。别看 你年轻力壮,干这活你还不如我哩。”说着便抓过铁镐干脆利索地抡开来,那身手 绝不像六十来岁的老人。 ――――――――― 万圣书园 亦凡公益图书馆校对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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