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大寨变迁实录：1979――1987年 作者：吴思、刘江波 原载1987年9月30日《农民日报》 1987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过去将近十年。8月末的下午一两点钟，大寨村 里的大柳树下仍然很凉爽。我们坐在树旁闲房的台阶上，周围静悄悄的。几只鸡东 啄一下，西啄一下，透出一股吃饱后的懒散来。 大寨正在午睡。这时候，约有20多个本村的男劳力下井开始挖煤，还有20多个 刚铡下班的大寨矿工坐在家里吃面条或馒头。运输专业户们的六辆运煤汽车此时大 概已到了石家庄，准备回返了。虎头山上，还有五六位看果园的躲在树荫下面。近 来邻村有些人对大寨的苹果一直不客气。 大寨全村504口人， 除了上述那些人外，基本都睡着了。这一觉，林业队的44 个劳力要睡到差十分四点，多数人则要睡到下午四点半以后。这种状况将持续到秋 收。 阳光静静在洒在黄土高原上，玉米叶子有点打卷。当年那种“地里两顿饭，早 晚加班干”的日予好像已经离得很遥远了。 失去平衡的日子 1980年入冬后，大寨大队劈山闸沟造良田的大军十几年来第一次没有出动。这 倒不是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是因为地里已经没活可干。能造的地都造了，该闸 的沟都闸了。 村里也一样。三排依而建的列车般的“大寨楼”还挺结实，坡下的二十多栋砖 房石窑也没挤满。 原大队党支委宋立英曾跟我们说过他们年轻时的理想：“把房建得像城市一样， 地里平整得能开进拖拉机，粮食加工成米面分下去，生活得就像工人。” 现在，艰苦奋斗了十几年，理想实现了。但是时代却不再容许大寨人心安理得 地庆祝胜利，筹划未来了。 mpanel(1); 1980年，全国各地的报刊电台向极左路线发起了一次总攻。同时，对大寨模式 的非议也很自然地公开化了。 大寨人对此很敏感。许多的人第一个反应是甩用出一顶帽子：“砍大寨红旗！” 后来他们听得多了，细细想想，也承认自己当年捍卫的理想并不是十全十美，但成 绩毕竟是主要的吧？贡献就在那里摆着！ 这时有一家挺有影响的报纸算了一笔帐：国家在大寨搞山区农业机械化试点， 拨款50万元，再加上其它一些照顾的费用，用大寨历年交售给国家的粮食总数一除， 结果是大寨每交售一斤粮，国家要倒贴两毛二分六。 大寨“轰”地炸了。村口地头，男女老少，开口就是“两毛二六分”。七十多 岁的贾进才和一些老人哭了：“辛辛苦苦几十年，自己吃玉茭，给国家卖小麦，最 后就落个这！”“人还死了四个呢！”“那梯田、“那产量、那山林都是假的？！” 大队副书记梁便良怒道：“大寨还不如地主富农哪！”有的年轻人破口大骂：“记 者都他妈的不是人！” 我们在大寨的时候也听到过这种骂声，还遇到一位当年长驻大寨的记者。他说： “那样算帐的确太伤人。大寨人主要是靠自己干出来的，我清楚。吃过偏饭没有？ 吃过。部队帮助修过军民渠。国家搞机械化试点，南方选了韶山，北方就选了大寨。 大寨人也不同意，怕破坏了自力更生的原则，是我们的一些领导反复做工作硬塞给 人家的。唉，大寨的好多事都是让我们糟踏了。”他摇着头叹息了许久：“我们搞 的宣传报告，有假话没有？有。可我们当时总感到跟不上形势，上边的调子越来越 高，‘共产仙乡唱凯旋’，‘学大寨要方向、学路线、学政策，’我们拚命拔高还 是追不上。唉，唉！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就在八十年代初的愤怒、伤心和不服气的感情漩涡中，大寨人在新的方向上跨 出了很平静的一步。 1980年冬，原大队主任贾长锁接郭凤莲任大队党支书，他当时34岁，瘦得像衣 裳架子。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当然推三阻四地不愿干，不过一旦接了手，总不能 不为大寨的劳力安排活干。当年冬天，大队党支委决定筹建大队矾石矿；同时请县 里的科技人员来勘测，准备地虎头山下开煤窑。大寨也搞“庄稼搅买卖”了，但是 对这种事关“方向路线”的决策谁也没有反对，因为周围的人们早就干开了，谁也 不再把这当回事。三中全会也给大寨人开出了一条平坦的大路。 次年，矾石矿上马。由于矿石质量和加工水平不高，产品堆积如山，这个矿不 到一年便停产了。随后，大批的剩余劳力又到虎头山下挖开了煤窑，大寨的产业结 构从此巨变。 对大寨人心里的波澜和村庄的变化，连大寨的邻居也没去注意。参观的人潮早 已消失，“大寨走一走我们跟一步”的昔阳人，如今都睁大了眼睛盯着多变的外部 世界。倒是山西省里一位领导同志没忘了大寨，他去村里住了几天，听了大寨干部 的汇报和计划，也听了一大堆牢骚抱怨，回去后便向中央写了一份汇报。不久中央 发了个文件，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山西省推行大寨的经验的错误以及由引造成的 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 的党中央。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先进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 建设都具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绝大多数干部和群 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过贡献。文化大革命以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 上的先进典型。周恩来同志所总结的大寨的基本经验以这些经验在全国的 推广，也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 路线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应由陈永贵同志负责……只要振奋精 神，和农业战线的其他先进典型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大寨和昔阳就不但 能恢复过去应有的荣誉，而且一定可以取得新的进步，同其他先进典型并 驾齐驱……” 这个文件是在晚上十点多传达下去的， 100多号当家人坐在大队会议室里，满 屋烟气腾腾。 “哎，这听起来心里还挺舒坦的。”念完文件，贾长锁松了口气。 “这就行啦。毛主席都有错，咱能没错？”一位老汉说。议论了十来分钟，没 话了，散会。 大寨人心里平静了。当然也有无法平静的心。去年春天陈永贵在北京病危，上 级通知他的老战友去看他，梁便良、宋立英、贾来恒三位老人，郭凤莲和当时的大 队书记赵存堂两位中年人坐在陈永贵的病房里，一时相对无言。 “唉！”陈永贵长叹一声，“卖了那么多粮，说国家给倒贴钱了。我死了，没 给大寨做成事，倒让大寨欠了国家的帐。我这一辈子是还不清了。唉？”说罢，老 泪纵横。 闹大包干 1979年，陈永贵回大寨呆了些日子，临走撂下句话：“大队担子太重，还是分 成小队吧，摊摊小了好管理。” 第二年，大寨便分了三个小队，准确点应该叫三个农业作业组，与它们并列的 还有林业队、机械队、酱醋坊等，仍然由大队统一下达任务，统一核算分配。 这一年，各队之间的争争吵吵就没断过，谁先用水，谁先用场，闹得上上下下 心里挺不痛快。不过，摊子小了，干部的威信还在，一年下来干得也不错。 贾长锁对我们说：“当时我们打算就这么干下去了。开个煤窑，以后再办个厂 子，也能闹好。我们这里干部下得苦，管理力量强，可以不分。” 1981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大包干的热潮。这年夏天，县里派个工作队，让 大寨的干部群众也讨论讨论，是分到组好，还是分到户好。 支委会上，闻名全国的铁肩膀梁便良嗓门最大：“不分不分！几十年闹起来的， 又翻回去？！”这位当年的儿童团长，“老少组”的猛将是个矮个子，腰杆挺得笔 直。贾长锁说：“在我手里我分不下去。谁能分，你们找谁干吧。” 现在的县委办公室主任李爱民当时是工作队的一名普通干部，他说：“我们一 亮出目的，大寨群众就有反应了。说我们是砍旗组，倒退，正儿八经的资本主义复 辟。正儿八经的哩！那时哪有‘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的这些理论呀，怎么好，怎 么不好，我们也拿不准。虽说有中央文件撑腰，谁知道几年后会不会翻过来？”他 跟带队的县领导说：“咱不怕，以后追究起来，我不过是个小爬虫，陪斗的。”带 队的笑道：“我也就是个黑干将，上边还有书记呢。” 十几天后，工作队撤了。临走跟贾称锁打了个招呼：“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 把秋收的工作好好抓抓。” 秋收后，大寨党支委们作了决定：三个队之间老打，挺麻烦，而且一批劳力转 向煤矿，各队的力量都弱了，干脆重新合并吧。于是外面纷纷传扬：大寨走回头路 了。 这一年，整个昔阳县只有一个村搞了大包干。 1982年形势大变。昔阳县周围的平定、寿阳、和顺都包开了，昔阳成了一座刺 眼的孤城。县委领导概托道：“兵临城下，不包不行。”10月份，县委和各公社的 主要干部全体出动，开到河南兰考参观，从大包干的意义到怎么抓阄打听了一个详 细。11月份，大包干在整个昔阳全面铺开，形成了一个对大寨的包围态势。 此时，县委书记和县长挂帅，有地委领导参加的工作队再次进驻大寨。这次他 们的态度很明确：“按大寨目前的干部管理水平和群众的觉悟程度，就是应该搞大 包干。” 大寨内部乱了。无论如何，陈永贵走后大寨的管理水平不如过去了，这是事实。 1982年一年，站着聊天的多了，弯腰不下力的多了，干部软了，人心浮了，这也是 事实。 运输专业户贾岗勇说：“当时我就愿意分，干活吃饭，吃饭干活，晚上差不多 天天开会，念报纸，大批判，人都成机器了，活着有什么乐趣？那时候，要是让出 去当工人，谁都走。不让么！铁姑娘出嫁都要大队批准。大包干自由了，怎么不愿 意？” 不过，当时他才25岁，像他这样的小字辈在大寨说不上话。 贾吉武是看山林的，今年58岁。他说：“我当时就愿意大包干，分了自由。过 去不好。吃不饱。说是人均八百斤玉茭，其实没有，刨了水份不够吃的。过去压力 也大，点名批评算了甚？批了还不就是听着。动弹是应该的。庄稼人不动弹还沾？ 可还是现在这样强。” 像他们这样坚决愿分的，那时只是少数。有能耐的愿分，却不肯说愿分。缺劳 力的不愿分，有这样那样困难的不愿分，更多的老百姓则拿不准主意。几十年了， 集体没亏了他们，大包干后自己能不能干好，心里也没底。 工作队召开社员大会时下面就嚷成了一片。“咱是城市化农村，分了牲口没处 喂！ ” “化肥咋买呀？”“小块好容易并大块了，又分成小块！”“试试看？” “谁管弄种子呢？”“林业上咋闹？”…… 工作队这次下了决心，支委会不通就开社员大会，社员大会不通就开小座谈会， 各种会开了无数，几个支委被轮流找去做思想工作。对于各方面提出的种种困难， 工作队也搞出一张单子，按统分结合的原则提了些解决办法。 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支委们按十几年的习惯，吃完饭后又凑到宋立英家的窑 洞里。贾长试探着说：“这回看起来是抗不下去了。不行咱就分下去试试？”“唉， 分起来麻烦不小呢。”“试试看吧。他们缠住咱，也拖不过去了。” 四个月后工作队完成任务走了。原大寨大队主任、乡长贾承让那时还没有退休， 他提了条建议：“你们要想稳得住，得换人。长锁倔着呢，你头里走他后里就敢给 你变了。” 1983年初，县里任命大寨保送清华大学水利系学习的工农兵学员、县水利局干 部赵素恒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素恒上任几个月后，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干 部换上来了，老支委只剩下一个梁便良。 大寨人速写 一个习惯于执行命令的村庄，突然要各自为战了，并且是在变化莫测的市场上。 面对着这种新形势，大寨先后出现过养鸡热、养兔热、买小四轮热、买汽车热、 打牌下棋热等各种各样的反应。 ▲ 大寨人之一：贾来恒 原大队党支委、副大队长贾来恒今年60岁，目前的工作是看果园。 过去他的任务是陪外宾。抽着带过滤嘴的香烟，坐着小轿车，转转看看，介绍 介绍情况。当时他说自己有腰疼病，坐得时间长了都受不了。 现在的年轻人对他不太恭敬。一位小伙子对他们说：“腰疼？哈！大包干后， 抬石头耕地什么不行哩？比我还能干！” 原大队长贾承让跟他开玩笑道：“三中全会治好了你的腰疼病。”这话不知怎 么传开去，连县里的头头脑脑也几乎无人不知。 我们想听他谈谈自己的生活，就上山去找。半小时后，见他从果园的树荫后转 出来了，中等个子，戴一顶大草帽，白衬衫挺洁净。 “我四七年参军，四八年打淮海战役，五一年回来。五三年初级社，陈永贵是 社长，我是书记。五三年我们闸合作沟，那会儿的地一小块一小块的，连小车也没 有，全靠人担人挑。 “苦？那还不算呢。六三年那场洪水冲得地毁窑塌，我们白天治坡，晚上治窝， 下工都要背块石头回来。那还吃不饱，国家给了救济，陈永贵硬是不要。那会儿陈 永贵不让说吃不饭，怕丢他脸。有什么丢脸的？打下粮食都卖给国家了！“我现在 是凑合着过。从支委下来，看了两三年山林，一年六百块。我们老俩口二亩八分地， 去年没打多少，够吃，还卖了500斤粮。 “去年才来看果园， 一天给三块，记9.5分。国家也给点补助。想什么？甚也 不想，等死哩。咋不等死？咱也老了，大事小事不管，都不管。 “现在有良心的人少，没良心的人多。八五年矿上分白面，我对他们领导说， 剩下的能不能卖我点，结果一斤也没卖。辛辛苦苦几十年，最后落个没人管。” “你们老一辈的汗没有白流。”我们安慰他。 “咋不白？不白也是为别人干的。大寨变了，我变了吗？” ▲ 大寨人之二：宋立英 宋立英今年58岁。曾任大寨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山西省妇联副主任、全国妇联 常委、全国政协委员。我们去她家的时候，她正在打扫窑洞。 “没什么事。现在可清闲了，上地剜剜草，在家洗洗衣裳。倒是活也干完了， 沟都闸了么。我呢，串串门，闲着，坐。他――”她指指自己的丈夫贾进才，“每 天在地里转转，看看庄稼，坐坐，拔拔草，串串门，再就是睡觉。晚上电视好也看 看。” “老啦，没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