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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天津岁月
一九五零年二月,我们一家八口从香港回到上海。没多久,父亲被分配到天津
民航局工作,先行前往报到。稍后,母亲才带着六个孩子抵达天津。我们在那里住
了两年半之久。
我家先在马场道落脚,不久迁至位于河北路的民航局平房宿舍,最后,因为母
亲应聘出任天津民航局的子弟学校培新小学的幼儿园主任,为了便于她就近照顾子
女和家务,我家又搬到了学校对街的成都道伦敦里居住。
那时,我和二哥进了培新小学,大哥进了志达中学。在家的大弟、妹妹和小弟
由父亲的婶母、从上海来与我们同住的三好婆照顾。
初到天津,我已经满了六岁,进了二年级,该是好好读书的时候了,但是,动
荡的生活,使教育无法有个连贯性,我的学业便脱了节。这在珠算课上表现得最为
突出:每次课堂练习或考试的时候,我只用笔算写出答案,虽然得数完全正确,但
从不写一句珠算口诀,因为我没学过。一旦老师要求我写口诀,混不过去了,我便
装病,说自己不舒服,于是,老师就把幼儿园的王主任――我的母亲请来,带我去
医务室“看病”。我很紧张,因为我根本没有觉得不舒服,生怕我装病的诡计露馅。
但是,天助我也,每次去医务室试体温表,我都被诊断为“低烧”。至今我也不明
白,究竟我真的是低烧,还是因为既然“病人”来了,医生总得有个“说法”?他
们说,我发烧的原因是扁桃腺肥大。
歪打正着,没想到,我的装病,给我带来了一段大吃冰激凌的好日子。
当时,正好大弟也扁桃腺肥大,经常发烧。刚放暑假,母亲就让我和大弟作伴
住院,一起去割扁桃腺。手术后,医生说,怕伤口发炎,需要多吃冰激凌。我和大
弟住在医院里,天天强烈要求母亲遵医嘱买冰激凌,理直气壮地大吃了一阵,而且,
我还比大弟多要了一个洋娃娃。那时中国的人口不似现在这么多,一个扁桃腺割除
术还可以让我和大弟住进医院,吃了几天冰激凌,像过年一样快乐。
“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因为我的珠算期末考试得了百分制的十五分,出
院后,母亲就忙着给我恶补珠算,准备开学后的补考。那时,母亲常说我的“十五
分”真让她“丢人”。暑假里,我“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五去五进一”地背
了一通口诀,补考得了一百分。补考过后,我不让母亲王主任“丢人”了,也就交
了差。不过,如今我还是不会打算盘。
五十年代初,大批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记得在天津民航局一次欢迎苏联专家的
联欢晚会上,当司仪报完“下一个节目,女声独唱《南泥湾》”,大幕拉开,我懵
懵懂懂地走上台去,这时,一个人走出来,把一个凳子放在麦克风下,接着把我举
到了凳子上,全场顿时哄堂大笑,吓得我两腿发软,哆哩哆嗦地“花篮的花儿香,
听我来唱一唱”了一番。
我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独唱演员,一定是母亲的功劳。母亲早年惟一的嗜好,是
学生式的音乐舞蹈。在教会弹琴唱诗、教幼儿歌唱舞蹈不说,一九二八年,她参加
了《五月的鲜花》作曲者阎述诗领导的沈阳谐和歌咏团,还在进步歌舞剧《梦里桃
园》中,成功地扮演了女主角:女神。演出在沈阳轰动一时,并应观众要求,于一
九二九年再度公演。直至年逾古稀的暮岁,母亲还应沈阳音乐团体之邀,凭记忆逐
字逐句记下了《梦里桃园》的全部词曲,并撰文《忆阎述诗和〈梦里桃园〉的演出》,
刊登在一九八五年四月的《音乐生活》杂志上。
我登台独唱,虽然使母亲“后继有人”了,但“青出于蓝”并未“胜于蓝”。
那年我七岁,首次“献演”,也是首次“现眼”。上台的感觉并不好。这种当众紧
张的状况延续了不短的时间,一直到我后来在北京东四一中心上小学五年级被课堂
提问时,腿还会发抖。记得好心的地理老师尽给我答案极短的问题,诸如:甘肃省
的省会在哪儿?我仅答“兰州”二字,便可混个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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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两年半的日子,给我留下了一些难忘的生活画面。
在伦敦里的铁栅栏门外,冬天的夜晚,总有一个瘦瘦小小的老太太挎着用棉垫
子盖着的竹篮吆喝:“馒头,豆沙包。”路灯昏黄,寒风瑟瑟,没有什么人来买她
的馒头和豆包。她实在太老了,我很可怜她。至今我还记得她吆喝的调子。
搬到河北路以后,有一天午饭时,才两岁多的妹妹大曼失踪了。原来,她拿着
个搪瓷小碗和一个铝勺,独自走出大门,并沿着大街一直走了下去。全家大小都慌
了。母亲把她找回来以后,孩子们都被好好地教育了一通。
不久,我家搬到了成都道伦敦里。有一天,一个好像刚刚当了新郎格的街坊叔
叔,要带我去看电影。我穿着一双方口没横带的胶鞋,生怕鞋子掉下来,使劲儿勾
着脚坐在他的自行车大梁上。我突然想起,他带我出去玩的事并没有告诉母亲。看
电影要很长时间,家里找不到我又要像上次丢妹妹那样着急了;另外,跟着一个并
不熟悉的人到远处去,也使我突然害怕起来。我变了卦,虽然有点不敢向那位叔叔
张口。但最终还是坚持回了家。
在我半百的岁月中,许多往日的记忆都是和一些歌曲联系在一起的。
在天津的日子,中国人的抗美援朝,即美国人的“韩战”刚刚开始。当时,作
为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我所知道的这场“朝鲜战争”爆发的原因是:美帝国主义
的“战争贩子”麦克阿瑟将军和南朝鲜的“李承晚匪帮”相勾结,把战火烧到了中
朝交界的鸭绿江边,唇亡齿寒,于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便唱着《志愿军战歌》,
“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去“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了。
那时,年轻人都热血沸腾地报名参军。我有个梳着两条很粗的辫子、姓方的女
同学,她十八岁的大姐和她的一群同学走出家门的时候,唱的就是《青年团员之歌》: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
穿好军装,拿起武器!
青年团员们集合起来,
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
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
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再见了,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我永远记住了那群年轻人唱着歌走出家门的画面,我也永远记住了那首后来改
名为《共青团员之歌》的歌曲和第一次听到它时的悲壮的感觉。那首索洛维约夫・
谢多伊所作的歌曲,也和他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作曲的《海港之夜》和《春天来到
了我们的战场》一样,在五、六十年代的青年学生中广为流传。
《共青团员之歌》后来被选作了中学的音乐教材,直到六十年代初期,中苏关
系破裂后才不被使用了。“文革”期间,这首歌和那些汇编进《外国名歌二百首》
中的所有“四旧”一样,被许多插队知识青年传唱。如今,它又成了中国大陆卡拉
OK歌厅里的曲目,但已失却了当年那悲壮圣洁的味道。
朝鲜前线在打仗,后方全民总动员,捐献飞机大炮,民族情绪激昂。人们都是
真诚的。没有什么首饰的母亲把她的结婚戒指都捐了出去。同学们比着捐献节省下
来的早点钱和本来就不多的零花钱。各个班级也展开了竞赛。就连那时的儿歌“一
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都是针对当年的美国总统杜
鲁门的。
我曾在老师的带领下到一个联欢舞会上卖花募款,卖的并不是“文革”后上映
的朝鲜故事影片《卖花姑娘》里的那种鲜花,而是用纸扎成的小花。我用一个长方
形的盘子托着纸花,走到一对对正在翩翩起舞的男女面前,怯怯地请他们买花。我
那时不过七岁而已,有些胆小。也许正因为卖花的是个胆小的孩子,人们才格外照
顾我的生意。
就在人们慷慨解囊的同时,也有打击不法奸商的活动。按时下的话说,奸商给
志愿军提供的是“假冒伪劣”产品:没有消毒的急救包、假药、变质的食品和烂棉
花做的冬衣,导致战士伤口化脓、生病、死亡。很多照片,展示了受害战士的惨状。
“三反”、“五反”和“镇反”,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运动。
那个年代,人们都把志愿军战士称为“最可爱的人”。学生们与最可爱的人通
信成为时尚,其中更有年轻的姑娘嫁给了他们当中的革命残废军人。还经常有志愿
军英雄回国到机关。工厂。学校做报告。儿童片《祖国的花朵》就是从跟志愿军叔
叔联欢,听志愿军叔叔讲战斗故事开头的。
像任何一场战争一样,朝鲜战争除了伤残者和阵亡者,还会有被俘的。
稍长,我曾听人悄悄告诉我,从朝鲜回来的中国战俘,日子极不好过。我同情
他们。去朝鲜的时候,他们可能正像我那个粗辫子同学的大姐一样,是充满了理想
的学生,也可能是刚刚分到了土地的年轻农民,在就要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
婆孩子热炕头”的新生活时,他们就如《春天来到了我们的战场》那首歌唱的那样:
“命运使我们这样,离别了妻子和田园,坚强地走上战场……”但是,他们没有万
幸地凯旋,他们也没有不幸地死去,熬过了战俘营里悲惨屈辱的岁月,当他们有幸
地回到祖国的怀抱时,并没有安抚和鼓励,也没有理解和信任,而像“文革”中的
“说清楚会”一样,得“交代问题”,数十年来,背负着“战俘”这一沉重的心灵
十字架,去面对余生。
在残酷的战争中,个人的命运有时别无选择。如何对待“俘虏”,东、西方文
化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中国人主张“不成功便成仁”,于是就有了歌颂抗日战争
时“八女投江”和“狼牙山五壮士跳悬崖”的故事。日本人讲究“武士道精神”,
于是就有了无数“剖腹自杀”的事件发生。交换战俘时,有些志愿军战俘之所以选
择去台湾作“反共义士”,不仅因为他们身上被刺上了反共的字句,而且也绝不能
排除传统的中国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不要说他们回到中国社会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待
遇,实际上连他们自己可能都背上了“愧对江东父老”的心理压力。
战争改变了人们的命运。多少年过去了,不知道我那位方姓同学的大姐如今情
况如何?当年和她一起唱着《青年团员之歌》走出家门,奔赴朝鲜战场的那群热血
青年的命运怎样?他们是不是都活着回到了中国?
一九五二年暑假,我读完了小学三年级后,举家又迁往北京。
虽然我只在天津住了两年半,但我怀念那里。直到二十五年后的清明节,我去
采访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巡回演出的话剧《报童》,才有机会第一次重访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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