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书签
第 8 章 北京汇文学校
<< 上一章节 下一章节 >>
八 北京汇文学校 虽然我的祖籍是苏州,但我把北京视为故乡。自一九五二年全家移居北京,到 一九八七年我离开中国,北京三十五年的生活,甜酸苦辣,大起大落,留下了我从 少年时代到不惑之年的生活轨迹。 出身寒门,靠个人奋斗而成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亲,学识不错,英文极佳。但 “两航”起义归来,在天津民航局,他只是个工会副主席,管管联欢会之类的一个 闲差。后来,他调到中国人民银行国外局工作,先后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孟买, 一走数年。 因为小叔叔和三叔叔已经定居北京,小叔叔还买下了北新桥仁德里一号的四合 院,三叔叔也搬到了交道口东大街,住在小叔叔家的大斜对过。为了有个照应,父 亲走后,母亲辞去了天津培新幼儿园主任一职,一九五二年暑假,带着孩子们搬到 北京。她后来在府学胡同幼儿园和东四五条幼儿园任教。 到北京的时候,我已经八岁半了。 刚到北京,母亲带着从两岁到十五岁的六个孩子暂时挤在小叔叔家的东房。 当小叔叔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时,在青岛的父母曾把他和也尚未成年的三叔叔 和姑姑接到青岛念书。他们三个人的食宿和学杂费不是个小数目,但自幼失估的母 亲推己及人,不但毫无怨言,每到周末,还总是做了好饭菜,等着他们从学校回来 “打牙祭”。特别对最小的小叔叔,母亲更是关心和照顾。多少年来,小叔叔对此 没齿不忘,始终敬重如母的长嫂。 九月一日新学年开始时,因为还没有安排好住所,母亲只好让我和二哥跟着小 叔叔家在汇文小学住校的堂哥嘎嘎一起,也去汇文住校了。我在汇文只上了四年级, 二哥上了高小两年。 父亲曾根据英译本翻译出版了《奥勃洛摩夫》等文学作品,他用的笔名是齐蜀 夫。《奥勃洛摩夫》是俄国作家同察洛夫的名著。 我和二哥去汇文住校不久,母亲便用父亲的稿费积蓄,买下了交道口南大街马 将军胡同甲十八号的小院,从此定居下来。 十三年后,马将军胡同甲十八号,变成了东旺胡同四十三号。“文革”刚开始, 就像很多原名“有财”、“富贵”的人改叫了“卫东”、“永红”似的,马将军也 给破了“四旧”,取名东旺。那时,曾是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成了“反帝路”,苏联 大使馆前的那条路则是“反修路”了。 汇文是北京早年的名校。中学是男校,为北京二十六中的前身,原来在崇文门 城根儿下。小学原来在东单盔甲厂。 一九五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北京兴建了十大建筑,包括人 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农业展览馆、中国美术馆、民族文化宫、广 播大搂、电报大楼、工人体育场和北京火车站。因为汇文的地皮全部被北京火车站 占用,中学便拆迁至龙潭湖附近,小学就此不复存在了。 当年的汇文小学由南、北两个院子组成。男生宿舍在北院,女生宿舍在南院。 我的宿舍紧贴南院的北墙,坐北朝南,在大门的东边。宿舍的房门靠西,迎面 靠北墙是一排木板大通铺,并排约安置了十份铺盖,门边有手靠南墙横放了个木制 的上下铺,东南角惟一的南窗下紧挨着上下铺横放着一副铺板。我去了之后,在那 块铺板旁边又拼上的两块木板便成了我睡觉的地方。南北铺位之间本来就只有一米 左右的通道,在东南角加上了我的铺位以后,更窄了。 mpanel(1); 我在班上住校的同学中年龄算是小的,最大的女生已有十三、四岁了,因为她 们已经有了“倒霉”。“倒霉”是她们对月经的称呼。 大女生都住在“新北京”。长大了我才知道,她们说的“新北京”,就是从长 安街往西伸展,远远的公主坟、玉泉路、五棵松一带,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几个总部 和军区大院都新建在那里,工作区和生活区占了很大的地方。当年,距繁华的西单 仅公共汽车三站之遥的复兴门外就已经很荒凉了,与古老的北京城相比,那里确实 是“新北京”。 从气质上看,大女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来北京随军的军队干部子 女。其中之一是我们的班长。 大同学并不欺负我,在宿舍里,有时我们还玩得很快乐。有一次吹熄灯号前, 我在大通铺上追跑打闹,玩得忘乎所以。为了不被逮到,我从大通铺往上下铺的下 床猛跳过去,头部狠狠地碰到了上铺的床帮子,脑袋撞了个大口子,顿时流血不止。 乐极生悲,大家都傻了眼。班长找了个平板三轮,同学们前呼后拥,像护送《沙家 浜》里的新四军伤病员似的,把没能“轻伤不下火线”的我,送到了同仁医院,剪 秃了一块头发,缝了好几针。 第一次离开母亲住校,每个星期只能回家一天,我之所以没有像有些初进幼儿 园的孩子一样,杀猪般地哭闹,还能玩得差点“流血牺牲”,只因为我觉得二哥和 嘎嘎就近在身边,心理上颇有安全感。其实,我不见得天天都能碰到他们。 离家住校,虽然我在情绪上没有太大的波动,但对“睡觉”则视为畏途,并大 吃苦头。 小孩睡觉尿床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我直到十岁左右还偶尔为之。母亲带我去过 医院,还让我到马将军胡同斜对过的后圆恩寺庄大夫家针灸了一段时间。后来荣获 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的庄则栋,就是庄大夫的儿子。庄则栋 长得很像他的父亲。 中国民间讲究哪个器官不健康就以动物的相应器官来食补,诸如肝不好就吃猪 肝,胃不好就吃猪肚之类的。推而广之,后来,母亲从别人那里听到一个吃猪尿脖 可以治尿床的偏方,为此,让我硬着头皮吃了好几个猪尿脖。这一切,均不见成效。 再长大一点,我便不治自愈了。 尿床的孩子去住校,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汇文的女生宿舍和女厕所之间, 隔着一个大操场。大同学告诉我,汇文南院的南围墙外是德国坟地,而南院的女厕 所与德国坟地仅一墙之隔。每到晚上就寝前,全宿舍的女生都成群结伙地去上厕所。 在那漆黑的夜晚,在那紧邻德国坟地的厕所,我从大同学们那里,听到了一个个关 于坟地里闹鬼的民间传说,越听越害怕,越害怕还越想听。另外,班上谁开始有了 “倒霉”,也是大女生在厕所的话题,但那时,我还不懂她们说的“倒霉”是什么, 问她们,她们就像没听见似的,根本不理我。 在家的时候,母亲每天晚上都要叫我起夜好几次,住校后,一切只能靠自己了。 跟我并排横睡在南窗下的同学,是个白白净净的小姑娘,跟我年纪差不多,如 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叫梁兢宜,她的姐姐梁兢存也在汇文。四十多年前,我还是 个八、九岁的孩子,又只在汇文读了一年书,那时的一切人和事几乎都淡忘了,但 这姐妹俩却令我至今不忘,只因梁兢宜是我在汇文时“患难与共”的好伙伴。 我刚到汇文当插班生,一切都是怯怯的,这时,梁兢宜悄悄地跟我商量,晚上 不管我们俩谁上厕所,都要叫醒对方一起去。她还告诉我,她晚上有时会尿床。不 仅因为同病相怜,更因为她一下子就把秘密告诉了我,我们立刻成了好朋友。在总 担心晚上尿床的共同心理压力下,在害怕深夜单独一人穿越大操场去德国坟地上厕 所的恐惧中,我们的友情令人珍惜。特别在冬夜,两个孩子,再困,彼此也肯为朋 友毫无怨言地从热被窝里爬出来,迷迷糊糊、哆哩哆嗦地到刺骨寒风中去“潇洒走 一回”的义气更加可贵。 在汇文念完四年级,我便转了学。放暑假的前一天晚上,我和梁兢宜,还有另 一个要好的女生,把被子搬到大操场滑梯的平台上,嘀嘀咕咕地话别,几乎一夜没 睡。凌晨的露水把被子打得潮乎乎的,很不舒服。我们相约,要永远记住那个露宿 的夜晚,更要永远记住彼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梁兢宜。 汇文一年的住校生活,我虽然没有像如今的独生子女那样,处处受到呵护,甚 至还受了点“苦”,但对我独立能力的形成和对集体生活的适应却功不可没。 我在汇文戴上了红领巾。 小学校里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组织,在那个年代是叫中国少年儿童队,后来才改 了名。胸前佩戴的红领巾就是队员的标志。入队年龄为九岁。入队条件说是“五爱”, 即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其实,辅导员执行时“功课 好、守纪律”,往往是最主要的。这比较便于管理,当然也扼杀了创造力。胸前的 红领巾,把孩子分成了队员和非队员两类,非队员无疑是坏孩子的代名词。 在汇文,为了让班主任翟老师满意,为了争取入队,我很辛苦了一阵子,并非 功课不行,而是上课的时候,我挺直腰板,把手放在背后,不说话,不作小动作, 整整半年。就像二十年后我的儿女在游戏时说的那首儿歌一样:“我们都是木头人, 不许说话不许动,看谁的立场最坚定。” 入队那年,我九岁了。 汇文时期,二哥掌管经济,我身无分文。为了领取买红领巾的“经费”,我从 汇文南院到北院去找非队员二哥要钱。在男生宿舍小院的门口,他得知了我入队的 消息,突然发起了犟脾气:“去,去,去,我没钱!”然后又含着眼泪把钱给了我。 如果不是有特别的劣行,每个孩子最终都是会入队的。二哥从来不淘气,后来 也入了队,但究竟是什么时候,谁都没留意。 在汇文,每到我最盼望的星期六,总是早早地站在男生宿舍小院的门口去等二 哥。我们一起离开学校,穿出胡同,在东单和崇文门之间的盔甲厂那一站登上有轨 电车,二哥掏钱买上两张七分钱的车票,一路上,我们欢快地听着站着开车的司机 踩着“当当”的脚铃,在东四十二条跳下车,从细管胡同东口走进去不久,就会路 过右手边大哥读书的北京五中。再往前走,宽宽的胡同变成细细的一条,这大约就 是“细管胡同”名字的由来。细管与北剪子巷相交后,就接上马将军胡同东口了。 南北方向的北剪子巷里有很多小铺。二哥常常会买上两根三分钱的红果冰棍,我们 比着谁吃得慢,转眼就到家了。我家住在马将军胡同西口路北第一家,口外就是交 道口南大街。 汇文规定住校生星期天晚上必须返校上晚自习,但我经常赖在家里不肯走。在 学校,半夜总是掉到地上都不知道。迷迷糊糊地冻醒了,漆黑、冰凉,半天才能明 白自己是掉到泥地上了,就是和许多北京老百姓家一样,用夯把土砸得很瓷实的那 种泥地。 那年冬天,我的脚后跟长了冻疮,化脓烂得好像都见到了骨头,只好穿着母亲 的大棉鞋去汇文。 我不愿意住校。每当我耍赖的时候,二哥光看着我孤军奋战,从来不助阵,他 只是“下山摘桃子”。我猜,他一定也是愿意星期一早上再返校的。 母亲经常迁就我,星期一早上到校后,我总能交出母亲为我写的“病假条”。 不过,老师从来没问过,为什么我一到星期天晚上就生病? 我家在北京定居后,母亲便去了紧临马将军胡同的府学胡同幼儿园工作。幼儿 园的西墙毗邻的东四第一中心小学,就是府学胡同小学的前身。关押文天祥的小楼 和文天祥的墓碑就在那里。一中心原来是东四区的重点学校,东四区和东单区合并 成东城区后,就改名为府学胡同小学,成为东城区的重点学校了。 那个年代,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是初级小学,五年级和六年级是高级小学。初 小到高小还要经历一次升学考试,升入本校高小的享有优先录取权。 该上六年级的二哥得在汇文念完高小。我结束了汇文四年级初小的学业,便不 再继续住校。考取了东四一中心小学五年级后,我又开始了走读生活。 八十年代初,“文革”过去了,人生青春的年华也过去了。有一天,一群汇文 的校友聚会在一起。如今已去世的孙敬修老师,当时也到了场。 孙老师在电台里讲的故事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他为孩子们讲了一辈子的故事。 在中国,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几乎没有不知道孙敬修老师的。人们喜爱他,人们 尊敬他,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当年的职业是汇文小学的美术老师。 一九五三年,中苏正友好,“苏修”还没被“九评”,学校里唱的是:“苏联 是老大哥呀,咱们是小弟弟。”三月五日,斯大林逝世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斯大 林葬礼的同时,汇文的全校师生站在南、北两个院子之间不窄的胡同里,听着中央 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为斯大林默哀。那时我不明白,学校两个院子都有操场,我 们为什么要站在胡同里?我更不明白,斯大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苏联究竟是怎 样的一个“老大哥”。 在孙敬修老师的美术课上,他让每个同学给斯大林画一个花圈。孙老师在黑板 上画的花圈最好看。他用彩色粉笔画的花,圆圆的,很柔和,而且可以一笔就画下 来,像小人书店里《白雪公主》的花一样可爱。 后来,我到了电视台,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大院里,偶尔也会碰到去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少儿部录音的孙敬修老师。每次见到他,总让我想起他画的那个圆圆的好 看的小花圈。 在那次校友的聚会上,人们回忆着汇文的往事,、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唱着小 时候唱过的儿童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我们的田野》、《快乐的节日》、 《夏令营旅行歌》……一首接着一首,开始还笑着,后来便不笑了,再后来有些人 就忍着眼泪了。

Search


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