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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一刀,生个自己

开刀的日子定在2月5日。

4日傍晚,护士送来一小片安定,这是常规。

我犹豫了,我能不能不吃药也可坦然地、放心地睡个好觉?长这么大,口口声声磨难不少,而多年从事写作,在别人看来那又是费心伤神的活儿,但惭愧得很,我还真没吃过一片安眠药。也许,我这个属牛的,神经也似牛筋。也许,我的写作,确如安忆所说,用力欠用心。作为一个普通女人,比较“坚强”、比较“正常”,都应该算是优点,否则,如何肩起生活这副担子。可是,要论作家的气质,“坚强”和“正常”,显然不是排第一位的东西。在我身上,这两种角色,常常是对立的,或者说,这两种角色,常常把我东拉西扯。我知道,不论哪种角色,我扮演得都很吃力,准确的说,不是“用力欠用心”,还是不够聪明,力和心常常用不到点子上。不过,有一点是问心无愧的:我竭尽全力了,直到做趴下为止。

明天要去手术,又要在肚子上拉开第二道伤痕。第一刀是剖腹产,但产前根本没准备挨一刀的,只是,过预产期十一天了,我仍然不见宫缩,从上海来北京帮我做月子的母亲,坐清早的头班车从哥哥家赶到我这里,敲开门,就拖我上医院,母亲说,她做了一夜噩梦,梦到孩子不行了。到医院一检查,果然听不清胎音了,医生当机立断:“马上剖腹!”情况紧急得不容我考虑。第一刀,也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迫接受。我记得,在被推进手术室的路上,我拉着母亲的手哭了,我有点害怕。但那时的害怕,毕竟怀有迎接新生命的希望和喜悦,淌下的泪,有着分量,有着牵挂。第一刀在肚脐眼下,缝了八针。当我第一次看到那条蚯蚓似的刀疤时,我一阵痛惜——完整的身体是艺术品却从此破损,将永远留有无法弥补的刀痕了。当然,生出儿子的快乐,很快便淹没了瞬间的“痛惜”。做了母亲,为儿子付代价,好像怎么都不为过、都愿意。

而这一次的腹部手术,是从肚脐眼往上,一直到胸口……而这一次手术,年迈的母亲不能来医院送我进手术室,手术的前夜,是儿子睡在病房里陪我。有儿子在身边,我想,我可以不吃安眠药。二十年后的又一次手术,儿子代替母亲相依相伴了,就为完成这生生不息的生命过程,我们不辞辛苦、不知劳累,直到把自己用垮为止。这样不懂得爱惜自己,大病一场,就是代价,躲不过的。晚病不如早病。我知道,有朋友在背底里为我叹息:“星儿刚过五十啊,就得这个病!”我的心情倒有点相反,正因为刚过五十,年富力强,还有相当的智力和精力来经受、经历一次生命的考验。我想,既然第一刀的剖腹是为儿子、为诞生一个新生命,那么,这第二刀的又一次剖腹,应该是为自己的,为诞生一个新的自己。

想到把明天的手术比喻成又一次剖腹产,为“生一个自己”,我的心仿佛渐渐安定了。临睡前,儿子却有点担心:“妈妈,不吃安眠药你睡得着吗?”我放松口气回答:“生你,开过一刀,我不怕了,这一刀,我会生出一个自己。”儿子很灵性:“妈妈,你早就应该多爱一点自己。”

是啊,很多“应该”的事,我们都懂得太晚了,这使一些悲剧的发生在所难免。好在,我们终会懂得。尽管,为“懂得”一点很普通的道理,却要让生命去接受如此严峻的挑战。

天一亮,姐姐、嫂嫂和安忆夫妇等朋友赶到病房。见医生拿着一根长长的胃管走到病床前,我立刻闭上眼睛。随着小指头般粗细的管子渐渐伸入喉咙,我感觉到一汪热热的眼泪哗哗地涌出,但不是害怕。淌尽了眼泪,我好像已经上了麻药,完全平静了,被推出病房时,儿子亲我一下,我也毫不伤感。

不一会儿,手术室的大门,便把亲人和朋友都挡在外面。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无影灯下。手术室无声无息的,很冷很冷,我仿佛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不是天堂,不是地狱。

不一会儿,有几个护士进来了,我听到她们间短的对话:

“今天第一个手术什么病?”

“胃癌。”

一个确定的回答。“CA”后面显然去掉了那个问号。

我木然,好像说的不是我。而到了这种时候,就算听到再严重的话,我还是木然。

不一会儿,麻醉师走过来,俯在我耳边:“你是陆星儿,昨天,你签过字了。我们马上开始。”

我这时才睁开眼,看到了嵌在白口罩和白帽子中间一双特别黑的大眼睛。这会不会是我一生看到的最后的东西?时间不容我多想,一个大面罩已扣到我嘴上,片刻之间,我将昏睡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灵魂出窍,离开人世。我只能束手把过去那个自己完全地交出去了,但我能否等到一个崭新的自己?

200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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