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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一刀,生个自己 --- CA——生命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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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生命的高潮?!

就在我向上天祈祷的一刹那,仿佛一颗流星闪过,我眼前一亮,顿时惊醒:我那部长篇小说呢?赶紧翻箱倒柜地找。没有。拉在原先的病房里了!我记得很清楚,下午,朋友们来看我,我把稿件压到枕头下。会不会弄丢?

干部病房和外科病房在两个楼,我下楼上楼地奔跑,一口气冲进原先那个病房。看我心急慌忙的样子,一个病人告诉我:“你枕头底下的东西,护士拿走了。”我掉头去护士室。值班小护士捧出一厚叠装订成册的稿件。我像找到了走丢的儿子一样,摸着怦怦的心跳,长长地舒了口气。小护士在把稿件交给我时特别关照一声:“把你的病历顺便带过去,交给那里的值班护士。”她把一份病历放在我的稿件上。

抱着稿件,我定心了,散步进电梯。但在跨进电梯时,我稍稍一低头,眼光扫过放在稿件上面的病历,在病情诊断一栏上,有两个并不显眼的字母好像显然地放大、凸现:“CA?”我的眼睛顿时被两颗“子弹”击中,一片漆黑。我心慌地靠住电梯,脑子里的第一个反应是:要告诉安忆和小鹰。我立刻拿出手机。安忆家占线,小鹰家电话通了,只是电梯里信号受干扰,有“刺刺”的电磁声,我提高声音说:“小鹰,我看到病历了,说我是癌。”开电梯的女工斜眼看我,很平静的样子,大概,她已经听惯了这个字。我已经想不起来,小鹰是怎么回答我的。再拨安忆的电话,手机通告,储值卡里没钱了。回到干部病房,我直奔护士室,交了病历后便请求她们让我打个外线。接通安忆家通话,我好像稍稍镇定一些了:

“安忆,你为什么瞒我?”

“没有瞒你啊。”

“我看到病历了。”

“打的是问号,只是怀疑么。在手术之前,医生都爱把病情往严重里写。”

“你还要骗我。这次生病,你对我那么好,我心里有感觉的。”

“我一向对你很好的。”安忆委屈地叫起来:“星儿,你不要瞎想呀!”

我挂了电话。安忆委屈的声音,在我心里停留了一会儿,她好像确实蒙受了天大的委屈。但愿,我真是错怪了她。

我像个经不住事的孩子,一通宣泄,便心平气顺。给小鹰、安忆打了电话,那个“CA”连同问号,仿佛就此被神秘的电话线无声无息地带走了。回到那间单人病房,我倒头躺下,开始平静地琢磨这个写出来好像特别难看的字眼:“癌”。过去,无论在报上、书上、杂志上看到这个字,我都一扫而过,熟视无睹,不会停留,更不会在意。总觉得这可怕的字与我无关。而这次意外的手术,提醒我问题确实严重。那天,在小鹰家过夜,我们俩已经把那张胃镜报告逐字逐句研究过了,我的溃疡“是重度”,“是不典型增生”,不典型增生属于癌前变。毕竟还没有变成癌。这是关键。我安慰自己。进病房前,负责我手术的一位年轻的外科医学博士也明确地对我说:“陆老师,没问题,你是良性的。”凡是对我有利的话,连标点符号,我都会牢牢记住。还有,安忆的话也许在理:医生一般要把病情往严重里写。我仍然不想把“癌”字与自己联系起来。

可是,说“不想”,说“平静”,只是相对而言,病历上那“CA”的字母,虽然只是初步诊断,虽然还跟着问号,但即使是初步、是疑问,毕竟与“CA”挂上钩了。“CA”是那样触目,像两块烧红的烙印刻在我心上,我知道,这深刻的灼伤再也抹不去了,从此,我将时时深受“CA”的威胁,使原以为还有很长的一段生命之路,急遽浓缩,似乎再往前一步就可能走到头了。这“一步”究竟有多远呢?

想到生命可能只剩下最后“一步”,我心里便紧接着一个闪念:衣橱里我还有不少新衣服一次都没穿过,辛辛苦苦挣的稿费,也没来得及好好花呢!我隐约记得,有一首歌这样唱道:“什么是生活啊,活着的时候像疯子一样把日子蹉跎,死到临头才发现什么都没享受过。”流行歌,唱的就是大白话。当然,我不以为自己让光阴白白流过,也不认为我的处境严重得“死到临头”,即使真有这样的可能性,我的“一闪念”,也只是为突然的紧迫而流露出一些遗憾罢了。

“CA”的出现,确使生命这部多幕戏,被强制地压缩、删节,一下子越过高潮要提前收场。尽管,前面的五十年,似乎什么都经历了,可我一直把“生命的高潮”视为一幕还未上演的重头戏,想象中,似乎应该还有更为精彩的情节。怎么会这样匆匆谢幕?!而病历上打着问号的“CA”,对于我,是宣判还是宣战?是生命的尾声还是生命的“高潮”?

一个个疑问蜂拥而来,我一下子招架不了,脑子有点木然,眼前也是茫茫一片,在我生活的“舞台”上,所有的布景仿佛都撤退了,只留有白皑皑的帷幕,还有一张白净净的病床。

等了五十多年的精彩的“高潮”,等来的难道就是两个普通的字母:“CA”吗?!

2002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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