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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伤痛为哲学 --- 牛耕,语出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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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耕,语出惊人

唐静恺约了马永杰一起来看我,她们都是我北大荒的老战友,虽然,我们都不在一个团、不在一个农场,而我认识她们俩的时候,她们已经离开北大荒,到了省城哈尔滨,幸运地考进“省艺校”戏剧班,专攻戏剧理论与戏剧创作。我1976年到北京《人民文学》编辑部帮助工作,错过了1977年高考,1978年才步她们后尘,梦想着也能进大学,或者读中文、或者学写作。那年,中央戏剧学院来黑龙江招生,考场就设在省艺校,我从鹤岗坐夜车到哈尔滨赶考,就睡在唐静恺和马永杰的宿舍里,拼两张桌子当床,幸好是夏天,怎么都能将就了。我庆幸自己在省艺校有北大荒战友,不仅有吃有住,而且,她们的课本和阅读书目,也成了我的复习资料。现在仔细回想,具体的考题,一道也想不起来,但睡在艺校女生宿舍桌子上的情景,晃如昨日、记忆犹新。这特别的床、特别的夜,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幕啊!考进中央戏剧学院,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所以,在我命运的紧要关头,唐静恺、马永杰这两位北大荒老战友对我的帮助,非同小可啊。

而这次得病,来势凶险,我的命运仿佛又到了一个危急关头。遇到这样的“关头”,两位北大荒老战友来看我,我除了高兴,还有隐隐的预感:她们的出现似乎又会给我带来意想不到的帮助。当然,这预感只可意会。

果然,唐静恺和马永杰的又一次出现又是带着戏剧性的。她们捧着大束的花上楼,未见其人,我已听到了她们豁朗的笑声,没等进门,马永杰笑嘻嘻地对我说:“星儿,我们还带来一个人,你看看,还认识么?”

跟在两位女士后面的是一个中等个子的男人,精神抖擞,满面红光。我觉得眼熟,愣了一下,但马上叫起来:“是牛耕吧,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牛耕也是我们北大荒的老战友,他是北京知青,是三师团的笔杆子。在北大荒的时候,我们都是一批活跃的业余作者。我记得,最后一次见牛耕,在哈尔滨他家作客,那时,他已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了,娶了一个哈尔滨知青为妻,还生了一双儿女。一晃二十年,偶有牛耕的消息,断断续续,先是听说他离婚了,又传言,说他来上海做生意了。有这样的消息很正常,这年头,久别的朋友,有再大的变化都不足为奇。

老战友、老朋友重逢,自是欢天喜地,团聚的气氛让人高兴、让人放松,曾有过的经历都像脱掉的外衣,每个人都好像回到了从前,大声说笑,真相毕露。我也完全忘了身上的病,拔高声音与大家一起谈笑风生。但偶一留神,我发觉牛耕看我的眼神与众不同,似乎带点静观与思索的意味。听马永杰介绍,牛耕今天刚从香港飞回上海,出了机场就直奔浦东,他只说:“星儿得这病,我一定要去看看的。”我只以为,我成了众人关注的病人,老朋友、老战友虽十多年不见,一旦耳闻,必定会来看望,而探视病人,有点异样、有点不自在,也是自然的,总要表示安慰,可安慰的话最难达意。其实,什么安慰都无济于事。牛耕倒是没说一句安慰话,他一直缄默不语,好像名副其实是来“看看”的。但“看”到一定程度,当我谈起化疗情况,牛耕突然侧过身正视我,郑重其事地开口了:

“陆星儿,我觉得你做化疗……”

牛耕的眼神让我不假思索地蹦出一句:“你觉得我做化疗挺亏的?!”

牛耕点头:“是的。你身上没有癌。”他口气平淡,却语出惊人,竟说出这样大胆的结论,可以说,这是任何一个医生都不敢坦言的,猛一听,似乎有点凭空妄断。

马永杰立刻朝牛耕瞪一眼,两颗眼珠都快鼓出来了,显然是责怪:“人家医院有病理报告为证,你怎么可以随便否认?!”

牛耕对马永杰的责怪不以为然,一脸自信。

我却又惊又喜。这是手术以来听到的第二句对我极为有利的断言,第一是游默医生的结论:“你生命线很长!”接着,就是今天这位不速之客的“妄断”:“你身上没有癌!”而我所以惊喜,更主要的原因是,游默医生和牛耕对我的“结论”,和我自己的感觉一拍即合。并且,我立刻意识到,这位不行医的牛耕同志,是有“特异功能”的,否则,他哪敢在老战友面前痴人说梦。我不由地追问:“牛耕,以前没听说你还有这功夫?!”

牛耕笑而不答。

马永杰用半认真、半讥讽的口气说道:“人家现在是大师啊。前年,我们一起吃饭,牛耕莫名其妙地警告我:马永杰,你的肾有问题,要注意啊。我当时根本不以为然,我健康得很么,唉,去年,我得肾炎住院了。这家伙!”为表达一种无法说清的、复杂的感觉,马永杰很感慨地又拖一句:“这家伙!”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牛耕“一定要去看看”的意思了。他一下飞机迫不及待地赶来,他的“看”,不是一般意义的,他是真要看出点名堂,看出所以然。我很幸运,让他看出了这样一个利好的、鼓舞人心的结论。尽管,对牛耕的结论,其他人都是将信将疑的。但现在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自己的感觉。信则灵。这是有病以来,我最大的改变。尤其对生命的感觉,只有自己才能揣摩到的,任何人都不能代替。

我的这几个北大荒老战友现在都是忙人,来去匆匆,小坐一会儿他们便告辞。送走客人,人去楼空。我也累了,但又余兴不止地琢磨着这句话:“你身上没有癌!”——牛耕的话确实惊魂,使我坐立不安,在屋里来回乱转,像头疲乏的困兽。如果说,在看到病历上“CA?”的字母时,如同晴天霹雳,那么,今天牛耕的“妄断”又把“CA”一笔勾销,这对我,同样有“晴天霹雳”的震动,还颇有“云开日出”的喜悦。当然,我不会轻率地用牛耕的结论代替医院的诊断对外宣称。我的相信,是基于“北大荒”的缘故,毕竟是几十年的战友,如果没有把握,牛耕决不会信口开河;毕竟性命交关,如果世故一点,牛耕完全可以回避、可以缄口。虽说,我对“特异功能”缺乏了解,但我的相信,也不盲目,因为中医的诊断就是讲究“望闻问切”,“望”是第一位的,这是很科学的。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理心理不同的问题,都会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反应出来。这样的“反应”和“表现”虽然是细微的,甚至是微妙的,但一定是有规律可寻的。所谓“特异功能”,就是这样一种能够感觉、体会、捕捉“细微的反应”和“微妙的表现”的能力。为证实牛耕的这种能力,不等马永杰回到办公室,我就拨通她的手机:

“牛耕的话是不是为了安慰我?”

“一走到楼下,我就怪牛耕,怎么可以对星儿说这种话,会耽误她治病的!但牛耕一口咬定说,他就是这个感觉,他说,他一直在很仔细地感觉你。”

“他的感觉真的很灵吗?”

“还是这句话,不可不信,不可全信。”

“我宁可全信。”我对马永杰说。

自从病理报告给了我确定的诊断后,不知为什么,我对“病变”、“癌症”的结论一直很拒绝,这种拒绝,不是存心的、故意的,心里好像就有一扇无形的门,严实地阻挡着病历给我的那个严重的诊断,我就是不觉得真有那坏东西长在自己身上。我确认,开刀了,切除了胃部的病灶,即使有“坏东西”,也被连锅端走了,不存在了。至于,是否还有残留,是否已经转移?对医生描绘的这些可怕的、种种的可能性,偶尔会侵袭脑海,但我不愿多想、深想。我的“不愿”和我对自己的“确认”,是那样执拗,铁板一块。我确实不能解释自己的这种执拗的“拒绝心理,究竟说明什么?有一天,我偶尔读到美国一位女作家的一段话:

“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像苏格拉底一样,有一个精灵伴随着他,只要他们留意精灵发出的信号,就能使他们保持明智。即使它不会告诉我们该做些什么,至少它总是能提醒我们不该做什么。”

读到这些话,我顿时恍悟。也许,我心里的“拒绝”,就是伴随我的“精灵”在向我发出信号,是精灵在帮助我采取“不承认”的态度,以植入一种否认的意念,这当然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心情和心态。古人曰:“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可见,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主宰,是生命存亡的根本。人是一个整体,生理和心理是有机的、是互动的,所以,要战胜疾病,固守精神情志是第一位的。而伴随我的“精灵”已不由分说地为我确立了“第一位的东西”,对这种情不自禁的“确立”,我应该把它看做是心神赐予的“天机”。

无论是否真有精灵、真有天机,但我总觉得,与这几位北大荒战友的见面,使我有了明确和支持,原来,我内心的“拒绝”是不无道理的,是值得肯定的。这态度,好像有点唯心主义,但不可否认,人的精神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我又想到了在北大荒那些被精神所支撑的、荒凉的日子。我知道,我的一切,都可以在北大荒找到源头,包括这次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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