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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化疗,生死抉择 --- 从天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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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而降

2002年5月22日

在俄罗斯的最后时刻尽管几经挫折,但还是顺利返回。从万米的高空降落到地上,我简直像个凯旋的女英雄,迎候在机场的作协办公室主任和外办主任握紧我的手,连连祝贺:“听说,你在俄罗斯身体很好,全机关的人都为你高兴!”等在家里的儿子写了“欢迎妈妈回家”的大标语,铺排在房门口的地板上,一开门就让我惊喜、让我欣慰。儿子表达感情的方式总是很艺术、很特别,为了让我能在俄罗斯的旅行途中喝上温开水,他给我买了一只保温杯,并加工一番,在杯子上画了大大小小的一群牛(我属牛),还在杯口写了一圈英语。他的原意是:不要老是想着自己是母亲。我理解,儿子希望我活出自己。

在俄罗斯整整十天,我做到了完完全全的一个自己。

刚进家门,安忆打进第一个电话,她的语气兴奋:“我打过两次电话了,后来听说你们飞机晚点。怎么样,累不累?”

“不累,感觉很好,我身体挺争气的。”我回答自豪。

“休息两天,你要去医院做检查了。”安忆接着提醒道。我们还约定,我出去看病那天,通知小鹰一起碰个头、见见面。

安忆一提到“看病”,我的心突然忽悠一下,好像这才真正的从天而降。在俄罗斯我完全忘记了“看病”的事,或者说,我坚持要去俄罗斯就是为了“忘记看病”,“躲避看病”。需要说明的是,所指的“看病”,就是迫在眼前的第三次化疗。为出访俄罗斯,我和医院商定,第二次化疗与第三次化疗的间隔时间适当延长。但临行前,我和主治医生通电话,他严肃地指出:“以后几次化疗必须按时进行。”如果遵照医嘱的“按时”,我得尽量忘掉俄罗斯,尽快回到“病人”的状态中,马上投入“看病”这件事。

在家休息一天,电话铃接连不断,我也不断地向亲人和朋友们宣讲、汇报我在俄罗斯种种健康的表现,声调飞扬,掩饰不住却也故意地想多多地流露些得意的情绪。一天汇报下来,其实很累,但我不承认累。我明白,我一味地“流露得意”,是一种下意识的表现,就想证明自己,是可以不必急于去“看病”的;我知道,我的“声调飞扬”,有点虚张声势,是在极力地鼓动自己、夸张自己,以便扩大正在形成的“不去化疗”的想法。其实,在俄罗斯的最后两天,这种想法已像风起云涌,渐渐在我心里形成“气候”。而实践已证明,大病中的我能够完成长途跋涉的旅行,这使我大为鼓舞,并有所顿悟:对待疾病,除了药物,还有一种更重要的治疗方法,那就是精神治疗。当然,精神治疗主要靠自己,靠自身的智慧、觉悟和信心,这对心理素质,是一次考验。我了解自己,我相信自己,我没别的能耐,就是经得住考验。

当然,把一种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病交给自己对付,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毕竟性命交关。一旦把“不再化疗”的想法变成决定,这“决定”举足轻重,是万万错不得的呀!所以,当家人、朋友催我抓紧看病时,我总是先支支吾吾地答应着。可以想象,只要我把“不做化疗”的想法说出口,立刻会遭来一片反对声,我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力量面对所有人的反对。但“不做化疗”的想法,却不可抑制、不可逆转地滋长、强化,我真的无法说服自己应该老老实实、安安心心地“听医生的话”。我第一次表现出如此强烈的自我意识,并把自己逼到了抉择的十字路口,生命在等我拿主意、下命令。

从俄罗斯飞回上海,我顿时落进了现实的困境中,俄罗斯又变成一个渐渐远去的梦境。

200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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