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张孟闻） 　　从前，我们几个人，曾经发刊过一种半月刊，叫做（大风》，因为各人事情太 忙，又苦于贫困，出了不多几期，随即停刊。现在，因为革命过了，许多朋友饭碗 革掉了，然而却有机会可以做文章，而且有时还能聚在一起，所以又提起兴致来， 重行发刊《大风》。在宁波，我和印刷局去商量，那位经理先生看见了这《大风》 两个字就吓慌了。于是再商量过，请夏丐尊先生为我们题签，改称《山雨》。我们 自己都是肚里雪亮，晓得这年头儿不容易讲话，一个不好便会被人诬陷，丢了头颅 的。所以写文章的时候，是非凡小心在意，谨慎恐惧，惟恐请到监狱里去。――实 在的，我们之中已有好几个尝过那味儿了，我自己也便是其一。我们不愿意冤枉尝 试第二次，所以写文章和选稿子，是十二分道地的留意，经过好几个人的自己“戒 严”，觉得是万无疵累，于是由我送到印刷局去，约定前星期六去看大样。在付印 以前，已和上海的开明书店，现代书局，新学会社，以及杭州，汉口，……等处几 个书店接洽好代售的事情，所以在礼拜六以前，我们都安心地等待刊物出现。这虽 然是小玩意儿，但是自己经营东西，总满是希罕珍爱着的，因而望它产生出来的心 情，也颇恳切。 　　上礼拜六的下午，我跑去校对，印书店的老板却将原稿奉还，我是赶着送终了， 而《山雨》也者，便从此寿终正寝。整册稿子，毫无违碍字样，然而竟至于此者， 年头儿大有关系。印书店老板奉还稿子时，除了诚恳地道歉求恕之外，并且还有声 明，他说：“先生，我们无有不要做生意的道理，实在是经不起风浪惊吓。这刊物， 无论是怎样地文艺性的或什么性的，我们都不管，总之不敢再印了。去年，您晓得 的，也是您的朋友，拿了东西给我们印，结果是身入囹圄，足足地坐了个把月，天 天担心着绑去斫头。店里为我拿出了六七百元钱不算外，还得封闭了几天。乡下住 着的老年双亲，凄惶地跑上城来，哭着求别人讲情。在军阀时候，乡绅们还有面子 好买，那时候是开口就有土豪劣绅的嫌疑。先生，我也吓得够了，我不要再惊动自 己年迈的父母，再不愿印刷那些刊物了。 　　收受您的稿子，原是那时别人的糊涂，先生，我也不好说您文章里有甚么，只 是求您原谅赐恩，别再赐顾这等生意了。” 　　看还给我的稿纸，已经有了黑色的手指印，也晓得他们已经上过版，赔了几许 排字工钱了。听了这些话，难道还能忍心逼着他们硬印吗？于是《山雨》就此寿终 了。 　　鲁迅先生，我们青年的能力，若低得只能说话时，已经微弱得可哀了；然而却 有更可哀的，不敢将别人负责的东西排印。同时，我们也做了非常可哀的弱羊，于 是我们就做了无声而待毙的羔羊。倘使有人要绑起我们去宰割时，也许并像鸡或猪 一般的哀啼都不敢作一声的。 　　啊，可惊怕的沉默！难道这便是各地方沉默的真相吗？总之，我们就是这样送 了《山雨》的终。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怯懦，大半却是心中的颓废感情主宰了我们， 教我们省一事也好。不过还留有几许落寞怅惘的酸感，所以写了这封信给你。倘使 《语丝》有空隙可借，请将这信登载出来。我们顺便在这里揩油道谢，谢各个书局 承允代售的好意。 　　《山雨》最“违碍”的文章，据印书店老板说是《偶像与奴才》那一篇。这是 我做的，在三年以前，身在南京，革命军尚在广东，而国府委员经子渊先生尚在宁 波第四中学做校长，――然而据说到而今尚是招忌的文字，然而已经革过命了！这 信里一并奉上，倘可采登，即请公布，俾国人知文章大不易写。倘使看去太不像文 章，也请寄还，因为自己想保存起来，留个《山雨》死后――夭折――的纪念！！ 　　祝您努力！ 　　张孟闻启。三月二十八夜。 　　EE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十七期， 在《偶像与奴才》和张孟闻来信之后。张孟闻，笔名西屏，浙江宁波人，当时是宁 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和驿亭私立春晖中学教师。 　　〔２〕《语丝》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创刊于 北京。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 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 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不革命”，是创造社某些成员批评《语丝》及其撰稿 人的用语，如麦克昂（郭沫若）在《文化批判》第三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表的 《留声机器的回音》中说：“语丝派的不革命的文学家，……照他们在实践上的表 示看来倒还没有甚么积极的反革命的行动。”〔３〕Ｆ．Ｈ．Ａｌｌｐｏｒｔ奥耳 波特，美国社会心理学家。